高明听出乔向文的话外之意，明里客气，说什么请教，实际上大家听懂了，你不就是要听司令员、政委的，感情我这特派员你没放在眼里啊。
乔向文，算你狠！
梁子就此结下。
第一次会议就这样不欢而散。
几天以后。
dúlì支队召开肃托大会，那是支队成立以来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会议，全体机关干部、基层排长以上干部一律不得请假。
那次会议，山东分局、纵队都来了有关领导。
主席台上，就坐着五个人，两位上级领导、司令员、政委、特派员。
两位领导先是大谈一番肃托的意义，要求在这次运动中，一定要瞄准两类对象，一是革命队伍内部的反对分子，机会主义分子，二是打进革命队伍内部的jiān细。他们说，不管是谁，哪怕是级别再高，只要调查出问题，就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他们要求，为了把运动搞出成效，抓出内jiān，支队要马上做两项工作，一要迅立即成立起强有力的工作班子，肃托进连队，进科室，每个单位都要搞，不准有死角，二要立即成立军事审判所，凡是对审查出有问题的托派分子，马上逮捕、审判、执行，办起案件来要雷厉风行，务求成效。
“两立即”的提法，在会场里激起了巨大反响。
在一个多小时的讲话中，山东分局的那位领导还不点名地批评了支队个别干部，思想觉悟不高，身为锄jiān保卫部门的人，却不注意政策学习，这样的人如果不好好学习，一定会被革命的洪流所淘汰。
吴琴当时听了，就流下泪。
社会部的人也知道，这句话针对谁。
大家也算是进一步领教了这个高特派员的厉害。
很快，在高明的直接领导下，dúlì支队的肃托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
除了社会部成员以外，他还根据自己的要求和喜好，从机关其他部门调来了一批干部，担任肃托工作。
说到底，这也是对乔向文和社会部的不信任。
当然，他首先就找了个借口，把吴琴调出了社会部。
在这场巨大的政治风暴面前，乔向文虽向司令员和政委据理力争，但还是无法改变决定，高明自恃有尚方宝剑，对司令员和政委的话也是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
对他有利的，就满口带笑，不符合他意图的，就张嘴延安闭口康部长，拉大旗作虎皮，仿佛尚方宝剑在手。。
在吴琴离开社会部，前往基层连队锻炼的的那个晚上，乔向文悄悄来到了她的宿舍，和她聊了很久，在巨大的压力之下给了她不少的的信心。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高明带着一帮人，神神秘秘地四处找人谈话，有的和乔学文通了气，有的是他直接进行。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乔学文尽可能顾全大局，遇到吃不准的、看不清楚的，都及时和马司令和徐政委汇报，对高明一些动辄扣帽子，打棍子的做法表达了一定的不满。
可是，这一切还只是个开始。
瘟疫，一旦出现，一定是散发xìng的，覆盖xìng的，也是毁灭xìng的。
那天晚上，被安排跟着高明、协助他工作的刘胜气喘吁吁地跑到乔学文的宿舍，说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高明刚刚抓了八个人，说是通知开会，其实是诱捕，这还了得？”。
“哪八个人？”，乔学文一听，赶忙放下手里的书，急着问。
“支队副参谋长左玉，一团参谋王爱国，三营副营长赵子才，二团后勤科长贾玉宝，干事黄立光，支队政治部薛汉，组织科小钦，文工团许一梅。”刘胜一口气报出了八个人的名字。
“什么？左玉也被抓了？啥理由？”乔学文有点不敢相信。
“是，高明通知他来座谈，左玉啥也没想，到了那里就被高明安排的人关起来了。给他罗列的理由是曾经被国民党抓起来过，很快就完好无损放了出来，群众反映他当了叛徒。”刘胜狠狠地捏起五指。
“叛徒？当初令人闻风丧胆的游击大队长是叛徒？一个叛徒会置自己的生命于不管，掩护大部队转移，自己担任掩护最后一个撤退吗，叛徒会为保护战友自己身负重伤吗？许一梅呢？她也是托派？”想到那次突围中她的勇敢表现，乔学文的心一阵刺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