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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侍中谢安石的书房内，一灯如豆。
他已在这份不知来路的《治水上策》前，枯坐了两个时辰。烛火跳动，将他脸上深刻的皱纹映照得明暗不定。
这份策论，字字珠玑，见解独到，无疑是解救黄河水患的绝佳良方。可它的来路，却太过蹊跷。管家只说一不知姓名的郎君送来，让他务必交予谢侍中亲启。
在朝为官数十载，谢安石深知，一份没有来路的表奏，是一把双刃之剑。此刻太子正在雍州“赈灾”，他若贸然将这份足以否定太子所有举措的策论上呈，无异于将自己摆在了东宫的对立面，更可能被陛下视为其他皇子党羽，意图构陷储君。
这其中的政治风险太大，他赌不起。
就在他犹豫不决，几乎要将这份策论付之一炬时，书房的门被轻轻叩响。他那在国子监读书的长子，带着几分兴奋走了进来。
“父亲，您可听说了？今日兰亭雅集出了一件奇事……”
听着儿子眉飞色舞地复述着温家小姐在清谈会上那番惊艳四座的言论，谢安石的眼睛，一点点地亮了起来。
他怔怔地看着桌上那份手稿，又看了看儿子口中几乎一字不差的观点，心中豁然开朗。
原来如此……
他抚须微笑，心中最后一丝顾虑也烟消云散。
这份策论，已不再是某个幕后之人的密谋，而是士林之中公开的“高见”。
它的出处，可以是兰亭雅集，可以是国子监，可以是京城任何一个茶楼酒肆。来源众多，便等于没有来源。
若陛下问起，他大可以説是儿子从清谈会上听来，自己加以润色而成。如此，既全了为国献策的臣子本分，又完美地避开了所有党争的嫌疑。
“取笔墨来。”他对儿子道。
这晚，谢安石奋笔疾书，天明时分，他将一份题为《论募工兴利，计劳救灾之可行性》的表奏，放入了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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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书房内，龙涎香的青烟升起，与空气中那股陈年书卷的墨香混合在一起，营造出一种肃穆而又压抑的氛围。
皇帝赵渊一身玄色常服，端坐于御案之后。他并未批阅奏折，只是静静地看着摆在面前的两样东西。
一样，是侍中谢安石清晨刚呈上来的表奏。
另一样，是一份来自皇城司的密报，上面详细记录了太子抵达雍州后半月以来的所有“功绩”——特别是那座耗费了无数民力、立于黄河岸边的“祈福禳灾功德碑”。
他先看完了皇城司的密报，那张素来喜怒不形于色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接着，他又拿起了谢安石的表奏，逐字逐句，看得极为仔细。
时间，在一片沉寂中缓缓流逝。
许久，赵渊终于放下了手中的表奏。
他靠在御榻的玉凭几上，修长的手指，无意识地轻轻敲击着凭几边沿。
“笃…笃…笃…”
那不疾不徐的叩击声，像是一把小锤，敲在侍立一旁的大太监靳忠的心上，让他连呼吸都放轻了几分。
又不知过了多久，那叩击声戛然而止。
“靳忠。”皇帝的声音响起，平淡得听不出任何情绪。
“奴婢在。”靳忠连忙躬身，头垂得更低了。
“去查。”皇帝的目光落在谢安石那份表奏上，语气平静，“文章之源头，到底出自谁手。”
靳忠心中一凛，不敢多问，只是恭声应道：“遵旨。”
“再派人去趟雍州，”皇帝的视线又转向了那份密报，声音里带上了一丝几乎无法察觉的冷意，“朕要知道，太子到底在做什么。”
说完这句话，他便像是做了一件再寻常不过的安排，随手拿起一本尚未批阅的奏折，重新投入了政务之中。
御书房内，再次恢复了之前的寂静。
靳忠躬着身子，悄无声息地退了出去。走出殿门的那一刻，冰冷的秋风吹在脸上，他才发觉，自己的后背，竟已不知不觉被冷汗浸湿。
天心难测，龙威莫犯。
近身服侍赵渊多年，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赵渊没有任何表情，可比雷霆震怒，要可怕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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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东市的一家酒肆里，正是人声鼎沸的时分。
角落里，一个靠讲古为生的说书人刚刚喝了口水润嗓子，酒客们的议论声便“嗡”地一下沸腾起来。
话题的中心，自然是千里之外那场牵动人心的黄河大灾。
“听说了吗？太子殿下在雍州清平郡立了功德碑！三丈高，通体都是汉白玉，比咱们这茶楼都气派！”一个穿着绢织长衫的男子道。
邻桌一个儒生模样的瘦高男子闻言，冷哼一声，将茶碗重重地顿在桌上：“气派？那是拿灾民的命换来的气派！我可听说了，修那碑的民夫，一天就一碗稀粥，累死病死的，都直接扔进黄河里喂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