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印尼总统苏加诺下达命令，强迫印尼华人关闭在农村的产业，搬迁到城市居住，随后又下达命令，所有华人都必须改为印尼姓，中文报纸只保留一个，所有华人的宗教活动被限制在屋内，中文学校逐渐被淘汰，中文不允许出现在公共场合。1965年至1975年期间，军队和警察猖狂虐待印尼华人，比如公开抢劫和**。在这期间，警察可以虐待任意说中文的人，在这一艰苦时期存活的唯一方法是行贿。
在印尼独立期间参加游击队抗击荷兰殖民者的那些华人，对于印尼政府的排华政府严重不满，他们随后也遭到印尼政府的清洗，不是被野蛮地处死，就是被流放或者关押，准备串联反抗的人被秘密杀害。1967年，西加里曼丹的事件中，近五万名华人被指为分裂分子而被处决。
印尼华人除了经济和产业外的其他方面全部被禁止，这使得他们专注于这些方面，取得极大的成功，不过这却给了印尼政府和军方带来从中国商人那里索取贿赂的机会，贿赂和腐败成为常态。
大多数印尼华人都不是穆斯林，这加重了当地穆斯林对他们的敌意。从爪哇最早的穆斯林传教士是华裔的这个角度来看，这十分可笑。有历史理论认为第一个将穆斯林信仰带到印度尼西亚的人是中国商人，特别是随郑和来到三宝垄的商人。
随着排华情绪在印尼越来越严重，针对华人的屠杀时有发生。印尼华人的身份证上标记为印度尼西亚公民，而不是像其他印尼人的身份证上只写“印度尼西亚人”，这作为印尼华人的一种婉转的标记，让官员更容易向他们索要贿赂，类似希特勒要犹太人佩戴犹太教六芒星。即使是本地出生的或者在印尼生活了很多代的华人也必须持声明他们放弃中国国籍的证明。
这些高度歧视的法律被印尼华人认为是政府在努力的进行文化灭绝。许多印尼华人无法忍受逃走了，他们回到中国大陆，结果在六十年代进行的政治运动中被逮捕，即便是到台湾和香港等地，也发现自己不受欢迎。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印尼华人虽然一直极力维护他们“纯正的中国血统”，但在他们并不被自己的祖国和人民认为是“纯正”的中国人。早期迁离印尼的人的不幸消息，很快在印尼华人中传播，他们悲哀地发现他们自己既不是印尼人也不是中国人。
冯锦浩心中自小到大积蓄下来的一股怨气，竟然使得他的灵魂没有消散，不知何故回到六十一年前，俯身到了正不得志的石原莞尔身上。
冯锦浩刚开始非常震惊，但很快心里就窃喜，以石原莞尔在日本军界的身份地位，这或许是改变东南亚华人命运的一个良好的契机。很快，冯锦浩便以生病为由住进了医院，悄悄观察这个时代，从广播、报纸和新闻中加深对这个时代的了解，又从频繁到医院拜访的亲朋故旧、在日本陆士和陆大的同窗口里，了解到日军在中国战场上糟糕的表现，还有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安家军，知道历史已经出现了严重偏差。
在这种情况下，冯锦浩根据当时的情况，向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和天皇裕仁作出非常具有针对性的判断，制定了巩固华北和东北战场，并南下兰印群岛、待苏联内乱后北上远东地区的大战略。
针对军人对战争的狂热，冯锦浩主动申请到华北前线工作，逐步扭转在日军中的反战形象，由于随后日军在冀东和淞沪、浙东战场接连失败，多名资深将领遭到贬斥的厄运，没用多长时间，便被认为人才难得、急需一名对战局充满前瞻性眼光的大将之才来打破当窘迫状况的裕仁，强行任命担任担任参谋本部总长的职务。
石原莞尔（冯锦浩）上台后，立即在陆军中培植羽翼，又刻意与海军交好，把一些新思维与永野修身、山本五十六等海军将领交流，并制定全新的造舰计划，获得海军上下的一致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