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着俘虏面前的这个破败村庄，杜文成最后说：“为了反抗日本的侵略，我们牺牲了很多很多，包括这个村庄的无辜百姓。死去的留下了他们不屈的信念，我们活着的应该怎么做？是忍辱偷生，还是奋起反抗？中国不会灭亡，反侵略战争必胜！到了胜利的时候，你们又该怎么面对你们的家人，怎么面对血洒这片土地的英雄们。”
杜文成推心置腹、平淡无奇的一番话真正感染了大部分伪军，他们低下头对照杜文成的话反复思索自己过去的作为，越是思索越是感到羞愧，感到耻辱。当他们抬起头的时候，他们的眼神不再是麻木不仁、浑浑噩噩，而是充满了斗志和仇恨，充满了光明和希望。
听说杜文成到了俘虏们中间，指导员吴良平就觉得有戏，他急忙找到赵、李两位干事一同赶了过来。搞了多年政工的赵、李两位干事，自觉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不输于同等年龄中的任何一人，但对杜文成的某些听起来极不靠谱，却又极为有效的想法和做法还是有着很大的兴趣。
听到杜文成开口就讲张作霖、吴佩孚这些个给中国的统一大业带来极大损害的军阀，赵、李两位干事面色不悦，心中颇有微辞；听到杜文成讲起延安军队爬雪山过草地只为北上抗日的壮举，以及主席写的那一段还没有广为传颂的对长征的赞誉，赵、李两位干事又觉得热血沸腾，忍不住要为杜文成击节赞赏。
尤其是听到死去的将会不朽，活着的将继续抗争这最后几句话，赵、李两位干事情不自禁地拍起了巴掌。杜文成的讲话少有革命啊、主义啊等等类似的高亮字眼，而是朴实无华，循循善诱；多讲事实，少讲道理。不仅是俘虏们感触极大，就是赵、李两位干事和指导员吴良平听后也是感慨不已。
为什么自己的话对俘虏就少有作用？为什么杜文成就可以让俘虏们心有感触，从而自发地行动起来？是我们的思想工作出了问题，还是杜文成的话有着极大的欺骗效果？赵、李两位干事对视了一眼，决定马上把杜文成的讲话记录下来，除了上报军区政治部之外，也要留下来做认真地研究。
赵、李两位干事走了，杜文成向留下来的指导员吴良平点点头，示意没自己什么事儿了，也转身离开了这里。
杜文成的话对俘虏们的触动很大，男人都有一个英雄情结，尤其是在这个混乱不堪的时代里，更能体现出英雄主义的情怀。杜文成讲话之后，又发动战士们参与到转化俘虏的工作中来，他让战士们和俘虏一起忆苦思甜，亲身讲述自己从忍受压迫到参加革命的转变过程。进而发展到一帮一，一对红运动，游击队里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革命**。
借着战士们的这股革命热情，杜文成又把贺绿汀刚刚问世还没有传唱多久的《游击队之歌》教给了大家。适时地开展了大练兵运动，再次提出了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这一口号。训练场上杀声震天，游击区里歌声嘹亮，战士们的抗日热情极为高涨。
游击队这一翻天覆地的变化，让吴良平在责背自己失职的同时，也为游击队的变化感到欣喜。在党小组会上，他再次提出了区别对待杜文成这个GMD将军的问题，与会的七名党员除了政治部的赵、李两位干事保留意见外，一致同意杜文成担任游击队长一职，负责游击队的全面工作。但在战时的决策上，指导员吴良平有着最终决定权。
赵、李两位干事是带着军区政治部的命令来到游击队的，他们的任务就是纯洁革命队伍，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可是在如何对待杜文成的问题上，两个人也有着不同的意见。
赵来顺认为杜文成基本上算是一个革命的拥护者，至少是一个革命的同情者，有着争取他支持革命最终投入革命的先决条件；但在李秀娟看来却是另外一回事儿：她坚持认为杜文成虽然不是坏人，但还算不上是一个纯粹的好人。至少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从杜文成的一些言行上就可以判断出：他深受GMD军队里流毒的侵害，不遵守纪律，不尊敬领导，以自我为中心自行其是;不提党的领导，不提党指挥枪，而是倡导武器先进论，认为火力威猛强大才是制胜的关键因素。
所有这些都可以证明：杜文成绝不是一个革命的支持者，而是革命的投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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