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林薇，是个记者。
如果生命能重来，回到三年前那个闷热的午后——我想，我大概还是会走上这条路。
有些真相，像扎进肉里的刺，不亲手剜出来，这辈子都别想安心。
一切是从那张纸条开始的。
那天我刚做完一个不痛不痒的社区采访，回到报社，浑身黏糊糊的。办公桌上，静静躺着一个没署名的信封。
里头只有一张皱巴巴的便签，上面用红墨水歪歪扭扭地写了一行字：
金石大厦，地基吃人，童子镇桩，冤魂不散。
十六个字，像十六根冰针，直直扎进我眼里。
记者的直觉告诉我，这要么是场恶作剧，要么——就是我记者生涯里，可能碰上的最黑、最脏的那条线。
我几乎立刻否定了前者。
那字迹抖得厉害，写字的人，恐怕连笔都握不稳。
“打生桩”……这种只在老人口耳相传、野史笔缝里冒头的词，平常人根本不会知道。
我血里那点属于调查记者的东西，一下子醒了。
我可能，正站在这座城市光鲜亮丽的表皮之下，那道流着脓的伤口边上。
开始查，举步维艰。
金石大厦那时快封顶了，是市里的重点工程，投资方背景硬得像铁板。所有档案、手续，看起来干净漂亮。
从正规渠道，我什么也问不出来。项目负责人的电话永远客气而冰冷，像一堵墙。
所有声音都在说：你想多了，这只是个恶作剧。
我不信。
既然上面走不通，我就往下走——去找最底下的人，找那些沉默的、浑身沾满灰的工人。
我换上最不起眼的T恤和牛仔裤，混进工地附近的小餐馆、民工扎堆的空地。
请他们抽烟，听他们用带着乡音的普通话抱怨工钱、想家、累。我安静地听，像个只是好奇这座楼怎么盖起来的年轻人。
他们起初很警惕，一提工地里头的事，眼神就躲。
转机，出在一个叫老李的人身上。
他五十多岁，脸黑得像树皮，眼里总蒙着一层散不掉的慌。
几顿酒之后，他话多了。有一回，他喝得有点晕，望着远处金石大厦的轮廓，忽然喃喃说：
“这楼……邪性啊。”
我心里一紧，面上还是平静的：“李叔，哪儿邪性了？”
他打了个酒嗝，声音压得更低：“打地基的时候就不顺……老出事。后来，来了个穿黑长衫的，在工地转了几圈，神神叨叨念些啥。再后来……就安静了。”
“安静了不好吗？”
老李眼神空了，声音飘忽起来：“好啥呀……好几个娃娃，突然就不见了。工头说是送回老家了。可小石头那孩子……走的前一晚，我好像听见他哭，又好像没有……第二天，人就没了。”
“小石头？”
“嗯，七八岁的男娃，虎头虎脑的，跟着他爹在工棚住。没娘，爹出来打工，只好带在身边……懂事得让人心疼。”
老李用力揉了揉眼睛，没再说下去。
孩子、失踪、黑袍人、突然的“顺利”……
这些碎片在我脑子里拼，拼出一个我不敢细想的形状。
我得拿到更实在的东西。
我开始盯那个总是板着脸的项目经理，还有那个偶尔出现、看不清脸的黑袍风水师。
我用了一些不太合规的办法，想捕捉他们会面的证据。
有好几次，明明隔着几条街，我却觉得那黑袍人的目光，像能穿过镜头，笔直钉在我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