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座说的是，我们是军人，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别的事情，我们不必去管，也不用去问。”高副参谋长说道。
“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超越我们的军人身份。”刘建业又一次的叮嘱道。
国军的军事大员，抗战中能够成为一方诸侯的并不太多，这种一方诸侯的意思不是省主席这个级别的，而指的是军阀性质的割据势力，即便是战区司令长官，在国军体系中也不过是权力较大而已，搞成独立王国并不容易。抗战中，程颂云，顾墨三，薛伯陵等都是一方大员，有很大的军事力量，但政治上依然脱不开最高统帅的掌控，对中枢影响甚微；何敬之，张文白虽然有影响但是没有自己的基本部队和地盘；李德龄，冯副委员长等都是限制使用。真正能够形成一方势力的，只有三个人，那就是土木王陈辞修，西北王胡寿山，中原王汤恩博，还有一个建立了影子势力的戴雨农。他们都有自己独立的体系和地盘，并且一度别人无法打入，包括最高统帅也不能完全掌控他们的势力。
细细分析，他们有着共同的五个特点：
第一，具备一定的能力，在国军体系中属于干练人物。陈辞修被称为国军中仅有的“不贪污，肯做事”的人物，胡寿山是黄埔一期高材生，有“文有胡寿山，武有贺衷寒，又文又武李默庵”的说法，汤恩博有南口，台儿庄的战功底子，戴雨农是国军方面第一号特工奇才。
第二，有自己的基本部队和地盘，而且基本部队比较能打。陈辞修的基本部队土木系十八军，地盘是中央的阳线，戴雨农的基本势力军统和忠义救国军，渗透到各个部门，地盘是中央的阴线，胡寿山基本部队第一军，地盘在西北，汤恩博基本部队十三军（三十一集团军），盘踞中原四省边区。
第三，都属于浙江人，最高统帅嫡系，深受最高统帅的信任。这一点使最高统帅纵容他们的发展和对异己的吞并。然而，一旦功高震主，不知收敛，那就有杀身之祸。陈辞修一度红极一时，最高统帅在远征军参谋案件上一发力，他便应声而倒，一年多不得翻身。
第四，都有政治头脑和野心，虽然出身军界，都热衷于向政界发展。陈辞修号称袖珍委员长，后来果然一度成为最高统帅的继承人；胡寿山喜欢以古人自比，枭雄锋芒毕露；戴雨农把势力渗透到了军政两界；汤恩博呢，在四个人中最为典型，他的政治思想在“手本”中暴露无遗，并且通过递交手本，为最高统帅了解其政治抱负，甚至以曹操自居，不知收敛。
第五，都出身卑微，于最高统帅有深刻的依附关系，所以这几个人虽然都有野心，并且皆以自己可为最高统帅身后第一人自诩，但最高统帅生前，却没有能力取而代之。最高统帅对他们，也隐隐有破格提拔，以对抗何敬之等老将宿臣的思路。
这几个人中，汤恩博显然有着他独特的一面。抗战前，汤恩博在嫡系将领中没有陈辞修和胡寿山那样显眼，又不象戴雨农有着特殊的工作性质，因此，在这四个人中属于黑马。抗战对于汤恩博的变化有很大的影响。首先，抗战给汤恩博提供了不错的表现舞台，使他得以表现其军事才能，并得到了四省边区这样一块自己的地盘；其次，抗战的激烈艰苦，恐怕也让汤恩博越来越不愿和日军死拼，因为死拼的部队主官固然可以得到尊敬，但实力的“存在”对座次更加重要；第三，汤和戴一样，对国际形势有较清醒的看法，是国军中比较早的认识到日军必败的人物，因此抗战后期“等胜利”的思想比较严重。
于是，汤恩博在担任四省边区总司令以后，数年之间对日作战消极，只是通过大修工事组织防御，他的主要精力，集中到了发展自己的实力，拉拢胡寿山，戴雨农组成势力集团，积极为最高统帅身后的继承问题打通道路，与何敬之派系，土木系等针锋相对，汤司令变成政客了。
一个军事将领的政客化，往往就是他军事生涯的终点，抗战胜利之后的内战中，国军的将军们中盛产政治家，可就是忘了怎么打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