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赵俣还贪图享乐，有生活奢糜、铺张浪费的嫌疑，至少不够节俭。
甚至还能打赵俣好大喜功、目空一切等等。
但是，赵俣也同时拥有好皇帝的一切优点，像文韬武略，勤政爱民，赏罚分明，知人善任，敢于用人，敢于放权。
仅这最后一点，赵俣就已经非常的难能可贵了。
毕竟，皇帝从来都是不放心任何人，尤其是统兵的大将，而宋朝的皇帝尤甚。
自赵匡胤开始，宋朝就定下了重文抑武的基调，也就是，用财富换取兵权，用猜忌束缚武将，以文臣控制武将。
雍熙北伐时，赵光义给前线将领赐下“阵图”，规定进军路线与作战阵型，哪怕战场局势突变，将领也需按图行事。名将曹彬因未遵阵图兵败，被贬为庶人；潘美则因受监军王侁掣肘，导致杨业战死陈家谷，武人作战的灵活性被完全扼杀。
澶渊之战中，寇准力主亲征，宋军本已占据优势，辽军被迫求和。但宋真宗对武将权力极度敏感，不仅与辽国签订屈辱的“澶渊之盟”，还剥夺了主战将领的兵权，转而重用文臣掌控军务，甚至将“不得让武将干预朝政”写入祖训。
狄青拜枢密使当日，满朝文臣哗然。宰相欧阳修三次上书弹劾，说他“得士心”、“久掌兵权”，暗示其有谋反隐患；另一位重臣文彦博更直白地对宋仁宗说：“太祖亦是周世宗臣子。”
一句话戳中宋仁宗最敏感的神经——哪怕狄青在对西夏、侬智高的战役中屡建奇功，哪怕他平日里谨小慎微，甚至宋仁宗亲自为他辩解“狄青是忠臣”，文彦博仍冷冷回应：“太祖难道不是周世宗的忠臣吗？”
最终，狄青被罢去枢密使，外放陈州。
即便远离中枢，狄青仍被朝廷“每月两遣中使抚问”——名为慰问，实为监视。
不到半年，这位曾身披铜甲、出入敌阵如入无人之境的名将，就在无尽的猜忌与忧愤中病逝，年仅四十九岁。
狄青的遭遇，完美印证了宋朝武人的宿命：战功越盛，猜忌越深；权力越高，结局越惨。
到了宋神宗与宋哲宗时期，扩张背后，仍是“重文抑武”的底色。他们对外拓边，本质上仍是文臣主导下的军事行动，武将只是执行命令的工具，功劳归朝廷与文臣，过错则由武将承担。哪怕打了胜仗，武人也休想获得与文臣平等的地位。
在赵俣以前的宋朝皇帝的逻辑始终如一：武将可用来打仗，却不可赋予信任。他们用文臣监军、用阵图捆住武将的手脚、用频繁调动防止武将专权，甚至不惜自毁长城。这种深入骨髓的猜忌，让宋朝在对外战争中屡屡被动，最终沦为“积贫积弱”的代名词。
如今，赵俣能说出“将在外，君命可有所不受”这句话，简直就是对整个宋朝帝王心术的颠覆。
在场的蔡卞等人无不心想，刘法他们能得到赵俣这样的信任，可以说是死而无憾了，他们也是有宋以来最幸运的武将。
而且，赵俣不只是说说而已，他真下圣旨，让人给前线准备了极为充足的粮草辎重，运送粮草辎重的民夫拿的酬劳全都是高于市价三成，他还授予刘法临机专断之权，不必事事写奏章请示自己。
当然，赵俣敢这么干，也是因为他有这样的底气。
一来，赵俣手上有三支特务机构，谁都瞒不了赵俣。
二来，其它朝代基本上都是太祖太宗也就是前一两位皇帝还能做到文武双全，后边的皇帝，都是长自深宫妇人之手，属于黄鼠狼下耗子，是一窝不如一窝，宋朝其实要好一点，不说赵俣，赵俣之前的赵煦也有点水平，但再往前的宋朝皇帝在武功方面就真不怎么样了，而赵俣则已经充分证明过自己在武功方面有着极高的水准，加上赵俣登基以后，大改崇文抑武，实行文武分治，大大提高了军人的社会地位，这让赵俣在军人当中有着无比崇高的地位，所以，他不怕军人造自己的反，才敢这么信任前线大将。
决定好的事情，先由蔡卞写个草稿，写完之后，赵俣亲自批改，定稿之后，再由蔡卞誊写出正式的圣旨。
这次圣旨的内容非常长，书写很费时间。
可赵俣就坐在蔡卞身旁耐心的等，一点都没有催促蔡卞，让蔡卞耐心写完，赵俣好盖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