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守旧派的旧党与变法派的新党之间的斗争日趋激化，也有官员认为元祐、绍圣均有失误，应该消除偏见，调和矛盾，于是，也感觉之前高滔滔和赵煦做的都不对的向太后，便主张本中和而立政，也就是走中间路线。
所以，掌权以后，向太后频繁召见两党大臣，苦口婆心地劝说他们放下成见，以国事为重。
然而，新旧两党早已积怨太深，多年的党争让双方都视对方为死敌，又怎会轻易听从向太后的劝说？
旧党大臣表面上对向太后恭敬有加，暗地里却依旧对新党政策进行抵制，甚至在一些政策实施过程中故意设置障碍，使得新政难以顺利推行。
而新党大臣，本就对向太后有很大的成见，又见向太后主张让新党向旧党让步，则认为这是在逼新党对旧党妥协，是对变法成果的破坏，心中愤愤不平，进而对旧党的攻击也愈发猛烈。
朝堂之上，新旧两党依旧争吵不休，甚至比之前更加激烈。
向太后为此操碎了心，一直在忙活怎么调和新旧两党之间的矛盾。
而赵俣那段时间则一直在忙着搞钱、忙着搞外交。
——向太后和赵俣实际上属于各管一摊。
时间长了，被新旧两党的党争折腾得筋疲力尽的向太后，才确认赵俣说的是对的，和稀泥，靠着玩平衡，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要想解决大宋党争的问题，只有打破派系壁垒，以国事为核心重构朝堂共识。
其实——
赵俣登基不久，就在张纯的帮助下，给出了解决大宋新旧两党党争的解决方案。
而且，赵俣还给向太后分析了，党争的根源，在于新旧两党将派系立场凌驾于国事之上，凡对方支持的必反对，凡对方反对的必支持，甚至为了攻击对手而刻意歪曲政策本意。比如新法推行时，旧党无视其富国强兵的部份成效，一味指责扰民；旧党复职后，新党又全盘否定元祐更化中的合理调整，陷入“非此即彼”的死循环。
针对如此局面，赵俣提出，若要破局，需从三方面着手：
一、以实绩定优劣，而非派系划线。朝廷应设立独立的考课机构，对各项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量化评估——如青苗法在某地是否真的缓解了农民困局，免役法是否切实减轻了底层负担，不再由两党自说自话，而是以百姓生计、国库盈亏为硬指标。政绩突出者，无论新旧党籍，皆可擢升；政策失误者，即便出自本派，亦需追责。
二、剥离党争与权力捆绑。当时的台谏官常沦为党争工具，动辄以“新旧”论罪弹劾同僚。应规定台谏言事必须针对具体政务失误，严禁以“党同伐异”为由攻击官员，违者罢黜。同时，宰执选拔不再局限于两党领袖，而是从地方政绩卓著、无强烈派系倾向的官员中遴选，且宰执任期内若提拔本党成员超过一定比例，需接受御史台质询，避免朝堂沦为一党私器。
三、以经义释分歧，而非以分歧解经义。新旧两党常借儒家经典注解之争强化对立，如王安石以《三经新义》为变法依据，旧党则尊传统注疏驳斥新法。朝廷可召集两党及中立学者共同编撰《儒经会通》，梳理经义中关于“变革”与“守成”的共通之处，明确“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核心是为民生而非派系胜负，让经义成为弥合分歧的纽带，而非党争的武器。
说到底，党争的本质是“派系利益”与“国家利益”的错位。唯有让朝堂上下明白，无论“新”与“旧”，终究是大宋之臣，政策取舍的标尺从来不是哪一派的主张，而是取决于是否利于大宋安稳、百姓安康，党争的土壤才会逐渐瓦解。
向太后虽然觉得赵俣说得有道理，可她从王安石变法时起，甚至是更早时起，就在默默地观察着大宋，对于如何治理大宋，她有着自己的想法。
赵俣能当上这个皇帝，向太后居功至伟。
而且，那时赵俣就已经知道了，向太后只有一年多寿命。
于情于理，赵俣都得让向太后试一试。
关键，赵俣深知向太后性格中有固执的一面，一旦认定之事，便难以更改，不如让她在尝试中碰壁，如此一来，自己再推行改革方案，阻力便会小上许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