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的人，欲望总是像滚雪球般愈滚愈大。有了蔽体的衣物，便想要品牌时装；有了果腹的粮食，便追求珍馐美味；住上了房子，又惦记着别墅、大平层。似乎永远有填不满的欲壑，得到的越多，想要的便越多，鲜少能为当下所拥有的感到满足。
可这个时代的人不同。对他们而言，生存的底色始终是匮乏，饿肚子是刻在记忆里的寻常事。因而，“饱饭”二字，便成了他们毕生所求的极致。只要能吃饱，便足以让他们眉开眼笑，觉得日子有了奔头，是天大的幸福。
这份幸福简单而实在，无需繁复的点缀，不必华丽的修饰，仅仅是腹中不饥，便足以让他们对生活充满感激，对给予他们这份安稳的朝廷心怀赤诚。
袁倾城解决了这最根本的需求，便是帮赵俣稳住了他的统治，让大宋的根基稳固如磐石，百姓们安居乐业，对朝廷感恩戴德，这便为大宋的长治久安奠定了最为坚实的基础。
而民以食为天，百姓吃饱了饭，才会心无旁骛地生产劳作，才会真心实意地拥护朝廷，大宋也才能繁荣昌盛。
可以说，袁倾城真是赵俣坐稳大宋皇位的最关键之人。
不过话又说回来，单单有粮食，只能保证大宋内部比较安稳，而且还只是内部底层的稳定。
赵俣想要对外扩张，只靠粮食，可就不行了。
不仅如此，只有粮食，赵俣连让大宋内部完全稳定下来都做不到。
要知道，这粮食一旦多了，就不值钱了，尤其是在赵俣为了保民生一直在打压大宋国内粮价的情况下。
别忘了，赵俣已经推行了《士绅一体纳粮》和《摊丁入亩》，将原本在普通民众身上的重担转移到了士绅阶层的身上，逼得士绅阶层扛下了不小的压力。
这再让士绅阶层手上的粮食变得不值钱了，那不是逼着他们造反吗？
实际上，单纯的农民起义很难推翻一个王朝。农民起义的优势在于规模庞大、覆盖范围广，能直接冲击王朝的经济基础和基层统治。当土地兼并严重、赋税苛重、灾荒频发时，农民群体的生存危机被激化，容易形成席卷全国的力量。但农民起义的局限性也很明显：组织松散、缺乏长远战略，往往依赖宗教或朴素口号凝聚力量，后期易因内部分裂、缺乏治理经验而失败（如太平天国运动）。
士绅阶层就不一样了。
士绅阶层（包括官僚、地主、文人等）掌握着知识、财富、人脉和地方权力，他们如果叛乱，优势在于目标明确、资源集中，能直接动摇王朝的统治核心。他们熟悉官僚体系运作，可利用权力网络策反军队、控制地方，甚至直接发动宫廷政变（如东汉末年的董卓之乱、曹魏的司马氏夺权）。
不过话又说回来，士绅阶层叛乱的门槛更高：需突破“忠君”伦理束缚，且往往依赖内部权力斗争（如皇权旁落、宗室争位）才有机会。若王朝中央集权稳固、士绅阶层利益得到保障，他们更倾向于维护现有秩序，而非主动叛乱。
赵俣之前强行推行的新政二策已经重创了士绅集团，并且跟士绅集团闹得很僵，他要是再不收手，那真就是在逼士绅集团跟自己彻底决裂，甚至是在逼他们造反。
而事实就是，不管赵俣愿不愿意承认，士绅阶层都是大宋统治的基础，没有他们，赵俣就算再受百姓爱戴，也得成为亡国之君。
对此，赵俣一直都有着清醒的认知。
所以，在推行了新政二策之后，赵俣立即开始减免农业税。
赵俣如此，既是在给百姓松绑，也是在缓和跟士绅阶层的关系。
甚至后者更为重要。
毕竟，百姓手上才几亩田地？
不过，仅靠赵俣减免农业税，实际上，也远远无法弥补士绅阶层的损失，要知道，从前他们可是一点赋税都不用交的。
这种事就怕对比。
好在，赵俣有麻晓娇这个大宝贝儿，她帮赵俣开启了工业革命，让大宋进入了半工业化，大量的商品诞生，商品经济出现。
这给了士绅阶层新的获利空间，让他们可以从越来越繁荣的商业获得远超土地的收益。
赵俣再将税收从农业税转向商业税，并暗示士绅阶层，未来自己会逐步减免农业税，最后甚至有可能不收农业税，给士绅阶层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