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已经决定了将大宋的都城从东京迁到北京，辽东这里的战事也在继续，北京这里拥有众多琐事需要赵俣来拿主意，可在见到前线的战事已经转为缓慢推进不是短时间就能灭掉金国之后，赵俣还是在第一时间决定回东京汴梁城，结束这次御驾亲征。
赵俣很清楚，至少截止到目前为止，东京汴梁城仍旧是大宋的中枢，而自己是大宋的皇帝，不应该长时间不在皇宫坐镇。
中枢之地本是一个国家权力的核心，皇帝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稳定的象征。一旦长时间缺位，原本围绕皇权运转的官僚体系便可能出现衔接不畅、决策迟滞的问题。各部门官员在缺乏最高权威约束时，难免会滋生推委扯皮之心，甚至有人会趁机钻空子，以权谋私。
皇帝亲征或离京时，前线与中枢的信息传递往往要经过多层周转，很容易出现延误或失真。中枢官员不了解前线具体情况，可能会提出脱离实际的指令；而皇帝身处外地，也难以及时掌握京城乃至全国的细微变动，比如地方灾情、民生矛盾等。
皇帝长时间离京，最容易引发的还是朝野上下的不安。官员会猜测皇帝的意图，百姓会担忧局势的稳定，甚至可能让别有用心之人趁机散布谣言，煽动人心。
所以，即便是亲征，若时间过长，后方也可能因“主少国疑”（即便太子成年，也难及皇帝权威）而滋生叛乱，历史上不少亲征帝王因后方不稳而功败垂成，便是明证。
因此，中枢的稳定是一个国家运转的基石，皇帝作为核心，即便有亲征等必要离京之举，也需严格把控时间，通过完善的监国制度和高效的信息传递，将权力真空的风险降到最低，否则再英明的帝王，也难抵长时间脱离中枢带来的连锁反应。
得知赵俣要回东京，张纯看着赵俣，大点其头。
见此，李琳问：“你好像很赞同官家回京？”
张纯直言不讳地说：“官家这是明君的表现。”
李琳问：“为什么这么说？”
张纯说：“官家登基时，外有青唐反复，西夏、辽军联合压境；内有新旧党争，国库空虚，士绅大族占田无数，百姓无尺寸之田，贫富差距极大，军人和官员数量太多，为了养活他们，朝廷不得不花费巨额钱财，导致财政严重超支，使大宋积贫积弱，形势如此之差。”
“官家登基第一年就把欠将士的军饷全都给发下去了，第二年就将欠官员的俸禄全都给发下去了，登基十五年，彻底解决了大宋三冗两积的沉疴积弊，而且还已经给百姓免了三十几次税，平均一年免两次。”
“政治上，官家登基以后，新党旧党他都用，新党旧党他又都不用，全看能力说话，最后是，新旧两党全都让他给驯服，只会搞党争没有能力的官员全都让他赶出朝廷，我大宋政治一片清明。”
“这非常高明，以明末的崇祯皇帝为例，他一上来脑袋一热就把魏忠贤给办了，没想到呢，党争是没了，可东林党一家独大，没人牵制了，到最后崇祯也控制不住了，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最后只能说要是魏忠贤还在，朕也不至于如此呀！”
“中兴之主的标配应该是变法，变法的目的是为了搞钱，手段是把土地从地方豪绅那里拿回来，重新分配给百姓，这样朝廷还可以重新收税，就像官家推行《士绅一体纳粮》和《摊丁入亩》。”
“你我都知道，在推行《士绅一体纳粮》和《摊丁入亩》之初，改革遭遇重重阻力，无数士绅豪强暗中串联，妄图以各种手段破坏新政，但官家意志坚定，毫不退缩，从根本上解决土地兼并与税收不均的问题，还废除了压在百姓头上一千多年的人头税，使百姓终于迎来了分盼的喘息之机，不再因繁重的赋税而流离失所、卖儿卖女，大宋也得以逐渐从积贫积弱的泥沼中挣脱出来，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而崇祯呢，根本就没有这样的魄力。大明朝最大的地方豪绅是朱元璋的那些朱子朱孙，比如蜀王朱至澍，当年四川百分之七十的土地都在他手里攥着；河南的福王朱常洛更要命，全河南的税收都不够他一个人花的。崇祯一个也不敢动，对他们是唯唯诺诺，然后对百姓重拳出击，经常是正常赋税之后，还要各种苛捐杂税，就三饷一项，每年就从江南额外搜刮六百万两白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