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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赋税制度上，南方依旧维持着“富者逍遥避税，贫者困于苛捐”的畸形局面。士绅们通过瞒报田产、虚报人口等手段，将大量赋税转嫁到百姓身上。无数佃农既要承受高额田租，又要承担繁重的丁税，即便遇上丰年，也难免在温饱线上挣扎。大量的农户听说北方现在发展得极好，所有人都摆脱了饥饿，更没有了生孩子溺死的事情发生，因此，为了逃避赋税，为了能吃上饱饭，为了能过上粮食自由的生活，大量的南方百姓举家北上，致使许多良田荒芜，杂草丛生。

工业发展在南方更是举步维艰。因士绅集团垄断着大量土地，他们完全可以靠吃地租大赚特赚，又固守着“农本商末”的陈旧观念，拒绝将财富投入实业，使得南方难以形成规模化的工厂。少数敢于尝试开办作坊的商人，也因为无法形成规模生产而没有竞争力。街道上，依旧是传统的手工作坊零星分布，生产效率低下，商品种类单一，毫无现代工业气息。大量头脑精明想干一番事业的南方人北上开办工厂，甚至就在北方扎根了。

商业领域，南方虽坐拥便利的水运条件，却因社会矛盾尖锐、百姓购买力低下而日渐萧条。曾经繁华的扬州、杭州等商业重镇，市集上人流稀疏，店铺纷纷倒闭。与北方商贾云集、货通四海的热闹场景相比，南方的商路愈发狭窄，对外贸易也仅靠着广州、泉州等少数港口维持着微弱的生机，且交易商品多为传统的丝绸、茶叶，缺乏新兴工业产品的竞争力。

城市建设方面，倒也不能说南方落后了，但因为南方城镇没能得到朝廷的资金投入，北方对南方的粮食需求也没那么大了，以至于朝廷不愿意再往运河里投钱清理了，这使得南方只能维持之前的情况，甚至开始走下坡路。这与北方宽敞整洁的官道、四通八达的河道水系形成鲜明反差。

而农村地区，因大量人口被束缚在土地上，且赋税沉重，百姓们根本无力改进生产技术、推广新式农具，士绅是靠租土地赚钱的，旱涝保收，根本就没有动力提高粮食的产量，粮食产量多年停滞不前，白白浪费了南方的宝地。

总之，南方的社会阶层依旧被士绅集团牢牢把控，百姓上升通道狭窄，思想观念保守僵化。茶馆里讨论的不是工业革新与商业机遇，而是家长里短与陈旧的礼教纲常；书院中教授的仍是四书五经，鲜有人关注科学技术与新兴思潮。这种死气沉沉的氛围，与北方蓬勃向上、锐意进取的社会风气相比，宛如两个世界。

……

睦州，青溪县。

三十来岁，头戴蓝色头巾，身穿深灰色旧麻衣，腰系暗红色粗布条，下面穿着一双边都磨飞了的靸鞋的方腊，对着他身前的上百名青年高声说道：

“天下国家，本同一理。子弟耕田织布，终岁劳苦，少有粮食布帛，父兄悉取挥霍一空；稍不如意，则鞭笞酷虐。诸君甘受乎？！”

“不能！”

“士绅赖我之资益以富实，反而欺侮于我，不给我活路！诸君安乎？”

“安有此理？！”

“朝廷本想推出新政二策，解我百姓困境，却因士绅贪婪守旧坚决不肯放弃吸食我等东南赤子膏血，而大力阻碍朝廷改革，致使我百姓终岁勤动，妻子冻馁，求一日饱食不可得，诸君以为何如？”

“惟命！”

这像传销一样的氛围，是摩尼教的方腊在蛊惑附近受士绅方有常压迫的青年跟他起义。

一直以来，北方的发展都不如南方。

可就因为南方的士绅集团太抱团了，他们将南方经营得有点像铁桶一般密不透风，使得朝廷推行的新政二策难以真正渗透进来，南方的繁华与富庶，反而成了滋养这些士绅贪婪欲望的温床，这也使得南方没有发展工业的土壤，赵俣也不愿意发展在士绅集团控制下的南方，给自己的敌人增加实力和势力。

于是，在赵俣的指示下，推行了新政二策的北方得到大大力发展，对南方实施了大反超，关键，现如今北方的普通百姓比南方的普通百姓幸福太多了。

是。

这个时代，不论是交通，还是通讯，都特别落后。

士绅可以靠着封锁消息，一时蒙蔽南方百姓，让他们继续沉浸在虚假的安宁之中，对北方的变革与崛起浑然不觉。

然而，真相如同春日里顽强破土而出的嫩芽，终将在阳光下展露无遗。

随着去北方讨生活的南方人日益增多，那些曾经被士绅阶层精心编织的谎言与遮蔽，如同薄雾在晨曦中逐渐消散。那些亲眼见证了北方翻天覆地的变化，体验了公平税收制度下百姓安居乐业景象的归乡者，如同一股股清新的春风，穿透了士绅们精心编织的信息茧房，他们带着震撼与希望，将北方的故事口口相传，在每一个篝火旁、每一片稻田边，点燃了南方百姓心中久违的火焰。

方腊没有去过北方，但他是摩尼教徒，常听去过北方的教众说起北方这些年的变化，这让他心生不忿，觉得南方的百姓如同被囚禁在黑暗中的羔羊，而北方的变革之光，却似乎永远照不进这片被士绅贪婪所笼罩的土地。

关键，有一次方腊去水边洗手，也不知道他是眼花了还是怎么的，竟然看到水中的自己身着龙袍、头戴皇冠，俨然就是一个皇帝。

这让方腊觉得自己有当皇帝的可能。

更让方腊坚信这一点的是，就在不久前，一个操着山东口音的道士遇到方腊后，送给了方腊一本《推背图》。

这《推背图》中有一图“十千加一点，冬尽始称尊。纵横过浙水，显迹在吴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