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丁税分摊到田亩中，废除了延续千年的“人头税”。此前北方也存在的丁税常因人口隐匿、流民问题导致的征收困难，在改革后以土地为征税依据，北方士绅也需按田亩缴税，北方无地或少地的百姓则税负减轻，朝廷在北方税收基数更稳定，财政收入显著增加。而打破士绅阶层“免役免税”的特权，要求北方士绅与北方百姓一样缴纳田赋、承担徭役（或折钱代役），此举扩大了纳税群体，减少了税收漏洞，进一步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收入。
此前士绅免税特权导致“富者田连阡陌而赋役轻，贫者无立锥之地而赋役重”，百姓负担沉重。改革后，北方士绅的特权被削弱，北方百姓的税负更公平，北方减少了因赋税不均引发的民怨，北方社会底层的生存压力得到了很大的缓解。而《摊丁入亩》使得北方无地的百姓无需再为丁税担忧，北方的人口流动限制放宽，使得北方百姓可更自由地从事手工业、商业，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性。
再加上，朝廷大力推动北方的工业发展在中原大地掀起了一场工业革命，并将对外贸易的重心移到了北方。
如此一来，在赵宋王朝的北方，已是另一番景象。
昔日隐匿田产的北方士绅，在失去赋税特权后，在土地方面的收入明显减少，被迫将资金转向实业，大量的诸如纺织厂之类的工厂如雨后春笋一般在北方大地拔地而起。
与此同时，随着农业的发展，尤其是麻晓娇研发的先进农具的推广，种地已经用不了那么多人了。
——种地的人减少的同时，因为有袁倾城研发出来的高产粮食、先进的种植技术，粮食的产量普遍翻倍，有些地区甚至翻了不止一倍，可以说，北方靠自己种粮几乎就实现了粮食的自给自足。
于是，大量吃饱了饭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涌入城市，为新兴的工业注入了鲜活的血液。这些百姓，脱下了沾满泥土的衣裳，换上了整洁的工装，从田间的耕作者转变为工厂里的生产者，他们的身份与命运，在这股历史洪流中悄然转变。
北方的城镇随着人口激增而迅速扩张，商业也随之繁荣起来。市集上，来自四面八方的商品琳琅满目，从精致的瓷器到实用的机械零件，从柔软的棉布到坚硬的钢铁制品，无一不彰显着工业革命的成果。商贾云集，车水马龙，茶馆、酒楼、戏院等娱乐场所也应运而生，成为了人们休闲娱乐的好去处，昔日相对萧条的北方大地，如今已是繁华一片，生机勃勃。
而随着海上贸易重心北移至登州港与密州板桥镇港，原本只到达南方的蕃商船队，如今频繁穿梭于渤海湾。
码头上，装满玻璃、香皂、瓷器、丝绸、茶叶的货船昼夜不息，来自大食、波斯的香料与赵宋王朝北方工厂生产的棉布制品、糖制品、水果罐头、白酒、木自行车、人力车、火柴、钟表、煤油灯、面粉、香水等商品在此完成交易。
登州港和密州板桥镇港的关税收入两年间翻了五十多倍，成为新的“黄金口岸”。
为保障工业血脉畅通，朝廷以充盈的财政为后盾，在中原大地展开基建浪潮，疏浚黄河故道、开凿运河支流，昔日淤塞的河道重新贯通，装载水泥、煤炭的货船可直达工厂码头；新修的官道如蛛网般延伸，马车、木自行车、人力车、鸡公车川流不息，将工业品运往四方。
值得一提的是，经过这么多年的研发，麻晓娇一直在研发的蒸汽机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相信要不了多久，火车就能诞生。
真到了那一天，那北方的经济可就不只是腾飞了，而是工业革命的真正大爆发。
总之，经过了多年的阵痛，赵宋王朝的北方终于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与复兴。这股变革的力量，不仅重塑了北方的经济结构，更深刻地影响了北方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
而南方，与北方蓬勃兴盛的景象截然不同。
士绅集团凭借根深蒂固的势力，将朝廷推行的新政二策政策视作洪水猛兽，抱团抵制。他们勾结地方官吏，利用宗族势力操纵舆论，甚至煽动不明真相的百姓闹事，致使朝廷的改革在江南水乡、岭南之地寸步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