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心这十几个担任向导的高丽奴婢搞事，坏了他夺取礼成城的大事，刘锜通过翻译和其军中的高丽人跟这些高丽奴婢说：“若我大宋胜，将彻底解放你等奴婢，教你等及你等子孙成为良人，可拥有自己的姓，能经商，能当官，能娶贵族女子……”
听到刘锜的承诺时，不少奴婢浑浊的眼里先是闪过一丝不敢置信，随即又被长久的绝望压了下去。
在高丽的社会里，“奴婢”二字如同烙印，从出生起就焊死了他们的人生轨迹，所谓“良人”的生活，对他们而言不过是遥不可及的幻梦。
此时的高丽，是典型的奴隶社会。
高丽的人口中，贵族与官僚阶层占比不足百分之五，他们手握土地、兵权与法律特权，是社会的绝对统治者；平民（又称“良人”）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多为自耕农、小手工业者，虽有独立户籍与姓氏，却需承担沉重赋税与徭役，随时可能因欠债、犯罪沦为奴婢；而剩下超过百分之五十五的人口，都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奴婢，他们或是战争俘虏，或是世代传承的家生奴，或是因贫困卖身为奴的平民。他们构成了高丽社会最底层的基石。
高丽奴婢的地位，比牲畜尚且不如，整套制度如同一张密网，将他们的人生死死困住。
高丽法律明确规定“父母一为奴婢，子孙世代就皆为奴婢”，这种血统奴役让奴婢的后代从出生起就失去了改变命运的可能。
他们没有自己的姓氏，只能以主人的姓氏为前缀，或是被唤作“某家奴”、“某氏婢”；不能拥有私人财产，劳作所得全归主人所有，连身上的衣物都是主人的赏赐；严禁经商，哪怕偷偷做点小买卖，一旦被发现，货物会被没收，人还要遭受鞭刑；更别提当官了，高丽的官僚体系完全向贵族与良人开放，奴婢连参加科举的资格都没有。
在高丽，奴婢主人对奴婢拥有绝对支配权。可以随意买卖、玩弄、赠送；可以对奴婢施加刑罚，哪怕打死奴婢，也只需缴纳少量的罚金，几乎不会被追究重罪。
这些奴婢不仅要承担主人家的家务劳作，还要耕种主人的土地、服各种劳役，甚至在战争时期被征为“奴婢兵”，冲在最前线当炮灰，却没有获得军功封赏的资格。
高丽严格限制贱类转为良人，法律规定“一贱永贱”、“从贱不从良”，也就是，只要一旦沦为奴婢，本人及其子子孙孙永远都不能脱离贱籍
——虽然在历史上高丽曾有过一些解放奴婢的举措，如高丽光宗推行《奴婢按检法》，没收富裕家庭的私奴，将良人身份的奴婢放回去自行营生，但这主要是针对被误判为奴婢的良人。又如元朝时期阔里吉思曾下令将奴婢父母中有一个是良人的予以解放，但最终在高丽贵族的反对下，这些被解放的奴婢又被全部归还本主。
因此，在高丽这种严格的等级制度下，奴婢通过战功获得良人身份的可能性极小，其社会地位很难得到根本改变。
这种残酷的奴婢制度，并非高丽一朝一时的产物，而是贯穿了整个高丽王朝的始终。从王建建国，到高丽灭亡、朝鲜王朝建立，奴婢制度始终是维系其社会运转的核心支柱，即便朝鲜王朝建立后，奴婢制度也并未消失，只是逐渐从“世袭奴婢”向“官奴婢”“私奴婢”分化。
直到十九世纪末，随着朝鲜王朝的衰落与近代化浪潮的冲击，奴婢制度才开始在这片土地上瓦解。
奴婢真正意义上的彻底解放，则要等到二十世纪初，朝鲜半岛进入近代社会后，这套延续了近千年的奴隶制才最终被废除，那些世代为奴的人，才真正摆脱了奴婢的烙印，获得了作为人的基本权利。
而此刻被刘锜带来的作为向导的这些高丽奴婢，他们一生都活在这套制度的阴影里，刘锜口中“有姓、能经商、能当官”的生活，对他们而言太过遥远，他们祖祖辈辈，以及他们的子子孙孙都被这个枷锁束缚，活得不像人，更像是牲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