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大宋严格封锁了长城沿线不给那些战败的草原游牧部落南下打草谷的机会，再切断了这些东北平原和蒙古高原的核心通道，并且传旨给那些西域小国禁止他们跟那些战败的草原游牧部落贸易，那些逃回蒙古高原的草原游牧部落，在这个寒冬，便如同困在冰雪囚笼中的孤狼，连一丝挣扎的生路都无从寻觅。
届时，那些不愿投降、执意西逃的残余草原游牧部落，最终肯定会闯入蒙古高原北部的极寒荒原。
那里冬季气温低至零下五十度，既无足够草场，也无稳定水源，他们随身携带的少量畜群，要么在风雪中冻毙，要么因缺乏草料成片倒毙，部落成员只能靠猎杀少量耐寒动物苟延残喘。
而从东北到蒙古高原的核心通道被宋军严守，截断了这些游牧部落赖以生存的商贸与补给线路。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失去补给，只能靠啃食冻硬的兽骨、甚至煮雪为饮勉强支撑，在冰天雪地中陷入绝境。
粮食稀少，也无法获得足够的燃料抵御严寒，这些草原部落之间肯定为了争夺仅存的一点食物与草料，爆发惨烈的内讧。
原本就残破的族群会更加分崩离析。
那些不愿意投降大宋的草原游牧部落，最终要么死于饥荒与内斗，要么在严寒与饥荒中大批消亡。
而幸存者要么被迫向更北的极寒之地迁徙，前往基辅罗斯，与斯拉夫人抢地盘，要么只能放下武器，向大宋投降。
前去基辅罗斯的草原游牧部落就先不说了，只说那些向大宋投降的草原游牧民族。
大宋肯定会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也就是，将归附的部落拆散为小型族群，迁徙至长城内侧的指定区域，与中原民众混居；
同时推行“汉化教化”，要求部落成员学习农耕技术、穿汉服、说汉话，禁止游牧习俗，年轻男子编入宋军，参与边境戍守，年老体弱者则从事农耕劳作。
久而久之，这些曾经的游牧族群逐渐融入中原文明，原本的部落标识与游牧传统慢慢消失。
当然，有些草原游牧民族也可以选择远遁西域。
但长途迁徙中，他们肯定损失惨重，畜群与人口锐减，抵达西域后，又会因势力衰弱，无法与当地部落抗衡，只能在西域边缘的荒漠与绿洲间辗转，沦为依附于其他政权的小族群，曾经驰骋北方草原的强悍战力，最终在远离故土的异域逐渐边缘化，再也无力对中原形成任何威胁。
值得一提的是，张纯还给了赵俣一个“堵不如疏”的建议。
那就是，借着这个草原上青黄不接的时机，效仿历史上的清廷治理蒙古的绝招，大力推动黄教。
具体就是：
在大宋朝廷的支持下，在蒙古高原南部的绿洲与河谷要地，数百座规模宏大的黄教寺庙拔地而起（初时只是用帐篷圈地），大量的西域高僧被大宋朝廷请来担任主持。
与此同时，大宋朝廷还明文规定：凡入寺为僧的人，不问种族，皆可获大宋朝廷发放的“度牒粮”，每月按时领取粮食、蔬菜，且僧众可豁免一切徭役赋税，不受部落纷争牵连。
消息传开，那些在寒冬中走投无路的蒙古残余部落，瞬间看到了绝境中的曙光——他们不必再为争夺草料而自相残杀，不必再面对宋军的坚壁清野而坐以待毙，更不必远走极寒之地或西域荒漠苟延残喘。
对于不愿投降大宋、却又渴望活下去的蒙古人来说，黄教寺庙成了他们最稳妥的归宿。
而这恰恰中了张纯之计：出家的草原游牧壮丁脱离了部落武装，等于釜底抽薪般瓦解了游牧族群的战力；部落成员分散依附各寺庙，原本抱团的族群自然分崩离析，再也无法形成统一的反抗力量；更重要的是，黄教“不杀生、戒争斗”的教义，会慢慢磨平这些草原上的人骨子里的剽悍，让他们从“马背征服者”变成“寺庙依附者”。
随着时间推移，草原上的人渐渐习惯了依赖寺庙的供给，习惯了定居生活，原本的游牧技能逐渐生疏，人口繁衍因男子出家而自然锐减。
最终，就像历史上清朝时的蒙古人那样，几代之后，草原上再也难觅能弯弓射雕、聚众起事的强悍族群，只剩下虔诚的信徒与依附寺庙的牧民，对中原王朝再也构不成任何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