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宋军南下之前，大宋的宣传部队就已经南下了。
宣传队到了箕南，
一方面宣传，高丽勾结金人觊觎中原，屡犯大宋边疆；
一方面宣传其治下箕地吏治腐败，达官贵胄、士绅望族、豪门大户、豪商巨贾兼并土地、豢养奴婢，使高丽平民和高丽奴婢身陷水火之中。
为匡扶正义、解救黎民于倒悬，大宋决意兴师解放箕地，特遣宣传队先行告之，向当地民众传布三道核心政令，更以檄文昭告天下。
宣传队所携檄文，字字铿锵，既述历史渊源，又陈高丽罪状，更明大宋仁政。
檄文开篇即追溯箕地与中原的血脉联系——“武王灭商，帝辛叔父箕子封朝鲜，首建殷氏箕子王朝”，直言“中国首也，高丽足也，本一家耳”，从根源上确立大宋收复箕地的合法性。
继而历数高丽三大罪状：
“为虎作伥欲助金人盗我神州，欲驱我中国悉变胡虏。”
“纵贪官污吏剥民脂民膏，奴婢良善之人，官以贿得，刑以钱免。”
“凡有起义与欲归我中国者，动诬以谋反大逆，夷其九族。”
为证高丽失道，檄文更引胡族先贤为例：“昔姚弋仲、苻融皆胡种，犹劝子弟归义中国，高丽反不如胡族，何其悖逆？！”
罪状既列，大宋更以恩威并施之策，为箕地各方指明出路：
对高丽平民与高丽奴婢：大宋承诺“分土地，解其世世代代受欺压剥削之苦”，让流离失所者有田可耕、有屋可居，共享大宋太平。
对高丽的贵族：给出特赦之途，也就是，只要即刻释放所有奴婢、交出全部土地，由大宋用“以工代赈”之法重新分配，除罪不可赦之人以外，其余人等均可免罪，保全性命与身家。
对顽抗到底之人：发出顺逆之警，也就是，顺大宋者昌，逆大宋者亡，明言顽抗必杀。
檄文传至箕南，很快就点燃了当地民众的希望。长久被压迫和剥削的高丽平民与高丽奴婢，听闻大宋愿为他们解除枷锁、分配土地，纷纷暗中联络，或筹备粮草，或打探高丽军的动向，或为大宋通风报信，只待宋军南下便举旗响应。
而箕南的贵族，在檄文的恩威之下，迅速分化：多数高丽权贵见势不可为，主动释放奴婢、准备交出土地，静待大宋处置；也有少量的高丽权贵，携带家眷、财物逃往海外，只求避祸；当然，还是有部分死硬分子，仍妄图负隅顽抗，准备抵御大宋的“入侵”。
不过，后者只是极少数。
如此，大宋解放箕地的大军南下了之后，几乎未遇有效抵抗：江原道的守将见民众倒戈，未战先降；忠清北道的豪绅主动打开城门，迎接宋军入城；忠清南道的奴婢们更是直接发动起事，配合宋军清剿残余的高丽势力。
短短月余，宋军便横扫箕南的大部分地区，实现了战前“将箕地全部并入大宋版图”的初步战略目标。
正当宋军势如破竹之际，高丽远房王室王旭，不甘心高丽覆灭，纠集了一批舍命不舍财的死硬达官贵胄、士绅望族、豪门大户、豪商巨贾，拼凑起三万余人马，盘踞于庆州，妄图凭此乌合之众阻击宋军，光复高丽。
赵寿亲率三千精锐，疾驰庆州。
见只来了三千宋军，王旭选择“御驾亲征”。
虽然宋军的人数不及高丽军的十分之一，却胜在军纪严明、战力强悍、武器先进。
——王旭的军队多是豪绅的私兵与临时征召的流民，毫无斗志，刚与宋军接战便阵脚大乱。
赵寿亲自指挥宋军，以李琳炮、虎蹲炮、新型李琳铳为武器，奋勇杀敌，不到半日便击溃高丽军，王旭死于乱军之中。
战后，大宋将参与抵抗的达官贵胄、士绅望族、豪门大户、豪商巨贾全部抄家，其家男子，不论老幼，全部枭首示众，其家女子，不论老幼皆进入教坊司。
这既震慑了潜在的反抗者，也向箕地民众表明了大宋除恶务尽的决心。
庆州决战后，箕南大局已定。虽有零星冥顽不灵的反抗势力，或躲入深山，或盘踞偏远村落，妄图以卵击石，但这些势力已经成不了气候。毕竟，他们既无统一指挥，又没有群众基础，粮草、兵源全都是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