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此，他从不争功，每逢兄弟立功，他总是第一时间禀报给他父皇为其请功；朝堂之上，若户部奏请的民生政策出自他兄弟之手，并且确实有益于大宋，他便上奏给予支持，细陈政策益处。即便是面对年纪稍小的兄弟，他也从无储君的架子，尽可能的给他们关照，听他们讲地方治理的见闻，若有疏漏之处，便私下提点，从不当众斥责，更不许东宫属官轻视诸皇子。
对待兄弟的过错，赵寿也从不疾言厉色。曾有一次，负责箕地钱庄建设的赵策，因急于建立战时经济体系，帮助箕地战后重建，未细查商户资质便放贷，导致一笔巨款难以收回，闯下了不小的祸。赵寿得知后，不仅给赵俣上奏章，为赵策求情，还自己拿钱，帮赵策填补亏空，当然，大头还是赵俣出的，谁让这是自己的儿子犯的错误？
赵寿还不吝啬为自己的兄弟铺路，给他们机会。
——众所周知，赵俣的女人太多，儿子也太多，他肯定是想都管的，但因为忙，因为实在是不可能面面俱到，肯定会忽略一些存在感太低的儿子，这些皇子有时候就会找上好说话的赵寿，赵寿肯定会给他们安排得妥妥当当。
不仅赵俣的一众儿子，赵俣的一众女婿，也是如此。
宋朝驸马制度的核心原则是，不得担任中枢决策、军事指挥、财政管理等核心岗位，如三省六部的侍郎、尚书，以及枢密院、三司的任何实职，杜绝其介入国家核心权力运作。也不得担任地方州府的知州、通判等官职，避免其直接管理百姓、掌控地方行政与司法权，防止形成地方势力。
驸马的“官职”多为仅挂名、无具体工作的荣誉头衔，主要用于彰显身份。
这主要针对汉唐以来“外戚专权”的历史教训。
汉唐时期，外戚常借公主身份掌控军权、干预朝政（如汉代霍光、唐代杨国忠），甚至引发宫廷政变。
大宋建立后，为强化皇权、稳定政权，将限制外戚纳入祖宗家法，驸马作为外戚的核心群体，自然成为重点约束对象，通过“授虚职、限实权”，彻底断绝其干政的可能。
这种制度虽确保了宋朝未出现严重的外戚专权问题，但也导致驸马群体逐渐脱离政治核心，成为依附皇室的“荣誉阶层”。
如果赵俣的女儿少，他也会如此，毕竟，外戚干政这种事，不得不防。
可问题是，赵俣有数百个女儿，那她们就得嫁数百个青年才俊，这要是还“授虚职、限实权”，绝对是巨大的人才浪费，以及对皇权的限制。
于是，赵俣解除了对驸马的大部分限制，只是不允许他们担任宰执、地方主官、边疆主将，当然，也不能获得分封，别的则不再进行限制。
如此一来，赵俣的女婿，或是出身将门，或在武学升为上舍生，或在军中崭露头角的青年将领；或是优秀的太学生，或是凭政绩累迁至州府要职的文官新秀；亦或是掌控大宋经济命脉的实业家、金融家；再或者是优秀的科学家、匠人、医师、各类奇才，等等等等等等……
这些驸马本就是大宋新生代中的佼佼者，与公主联姻后，更如虎添翼：一方面，他们借由“皇亲”身份获得了更广阔的晋升空间，朝堂上有皇子们相互援引，地方上有宗室势力保驾护航；另一方面，他们自身的家族势力与专业能力，也反过来为赵家宗室的统治筑牢根基。
——武将驸马巩固边防，文官驸马优化治理，实业家驸马则为大宋的军费、民生提供源源不断的财力支持，实干家驸马更是得到所有的资源支持让他们搞研发，形成“宗室-权贵-实业-科学发展”四位一体的利益共同体。
赵寿对此看得极为透彻，他深知这些姐妹与驸马所构成的关系网，是比朝堂官职更难撼动的“隐性权力”。
因此，赵寿从未将公主们视作“外嫁之人”，反而主动维系这份亲缘纽带，对妹妹、妹婿多有照顾、帮助和提携。
久而久之，赵寿在公主与驸马群体中也积累了极高的声望。
这些皇子、驸马虽分属军、政、商不同领域，却都因赵寿的“亲厚”与“包容”，而选择支持和拥护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