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从权力结构上来看，将功勋老臣置于“镇国”之位，实则是把他们转化为权力体系的“压舱石”。
这些重臣经历丰富、见多识广，深谙政治运作的底层规律与风险边界，其存在本身就是对权力失衡的隐性约束。
善待而不单独重用这些功高重臣，既避免了单一功臣因功高而形成势力垄断，又能以这些老臣自身威望对冲新晋群体可能出现的激进倾向，使政策推行始终保持在稳健轨道，更不致因权力更迭引发剧烈动荡。
这种“老人稳地盘”的设计，可以让未来的权力交接从“零和博弈”转化为“梯度传承”，既可以保障核心制度与治国理念的连续性，又能为改革创新预留了空间。
对年轻人来说，让他们奋斗在第一线，则既是给他们锻炼和出头的机会，也是对他们忠诚度与执行力的实战校验。
而且，老实说，负责甚至是主持边疆开拓、外域经略等事，更能暴露人才的短板与潜力，形成优胜劣汰的自然筛选机制，使真正具备治国之才的年轻人得以脱颖而出，而非仅凭资历或关系占据高位。
赵俣这种以事择人的选拔路径，打破了传统官僚体系中论资排辈的桎梏，让人才流动呈现出能者上、庸者下的活力，避免了官僚队伍的僵化与低效。
更深远的价值在于，这还可以形成，老人在朝廷以老经验托底、新人在前线以新思维破局的互补格局。
这种代际间的良性互动，既防止了因固守传统而陷入停滞，又避免了因盲目创新而引发的系统性风险，使国家治理在传承中迭代、在稳定中突破。
同时，这种机制还能强化国家的人才储备池效应。
这样，当国家面临突发危机，就像历史上的靖康之耻时，能够快速从储备池中抽调具备实战经验的人才补位，避免出现遇事无人可用的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