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强化基层控制，各州郡均设立驿站与巡检司，驿站负责文书传递与物资转运，巡检司则统领地方厢军，防范部落叛乱与匪患，形成“州郡统摄、乡里联动、军警戍卫”的治理网络。
这些来自中原的读书人不仅是行政官员，更是文化与技术的传播者。
他们在各州郡设立官学，推行三舍制，以及科举制度的简化版本，以儒家经典、大宋律例、算术、农桑之学为教学内容，鼓励中亚各族子弟入学，凡成绩优异者可赴大宋本土深造，或直接进入地方官府任职。
同时，他们将中原的不少先进技术带到中亚。
比如，袁倾城研发出来的高产农作物。
比如，麻晓娇发明的一些科技含量不高的轻工业品。
再比如，他们将《叶诗韵医典》带到了中亚。
更重要的是，他们主导修订了地方治理章程，将中原“德主刑辅”的法治理念与中亚本地的习惯法相结合，凡不违背大宋根本制度、不触及伦理底线的本地习俗，皆予以保留，例如尊重游牧部落的婚嫁礼仪、农耕区的宗教祭祀传统，通过制度的柔性适配，化解文化隔阂。
在宗教治理上，赵俣坚守“信仰自由”的原则，却也划定了清晰的边界。
——赵俣他们这些穿越者深知宗教在中亚的根深蒂固，强行禁绝只会引发连绵叛乱，故确立“不抑不崇、依法治教”的方针：即凡承认大宋统治、遵守朝廷颁布的《宗教事务章程》的宗教势力，皆可自由传教、兴建宗教场所、举行宗教仪式。
另外，赵俣和张纯还参考后世我国治理宗教的手段制定：在各州郡设立宗教事务官，由熟悉本地宗教情况的官员与宗教界代表共同组成，负责登记宗教团体、监管宗教场所的财务与活动，调解宗教间的矛盾纠纷。
《宗教事务章程》还明确规定：宗教活动不得妨碍地方行政与司法，不得煽动族群对立，不得抗拒赋税徭役，不得私自组建武装；禁止宗教极端行为，凡以宗教名义残害他人、破坏生产、对抗官府者，一律依法严惩。
赵俣他们搞出来的这一制度，既尊重了中亚各族民众的信仰需求——无论是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还是本土宗教，皆能在法治框架内存续，又牢牢掌控了治理主导权，避免宗教势力成为割据一方的隐患。
为进一步消解宗教冲突的土壤，赵俣还鼓励不同宗教社群参与公共事务，如共同修缮水利设施、参与赈灾济贫，以民生合作促进宗教包容。
此外，赵俣建议自己的这几个当上了诸侯王的儿子，尽快疏浚阿姆河、锡尔河的航道，与大宋极力修建的铁路和公路连接起来，并在各州郡设立榷场与市舶司，促进中原与中亚的贸易往来。
这样，大宋的丝绸、瓷器、茶叶、纸张就可以源源不断输入到他们各个诸侯国的每一个角落，而他们各个诸侯国的香料、宝石、牲畜、棉花也可以远销中原，形成双向流通的经济格局。
针对中亚多民族杂居的特点，赵俣还建议自己的一众当上诸侯王的儿子鼓励族群间的经济合作，例如支持农耕族群与游牧族群开展交易，扶持跨族群的商业联盟，以经济利益的绑定增强区域凝聚力。
总之，赵俣给自己的一众当上诸侯王的儿子治理他们各自领地的思路就是，以中原王朝成熟的郡县制为基础，实施信仰自由的包容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切实红利，以兼容并蓄的治理体系来管理他们各自的国家。
这个过程肯定不会一帆风顺，甚至会充满阻力。
首当其冲的就是本地势力。
比如，之前帮大宋打下西喀喇汗国的葛逻禄。
葛逻禄之所以会帮大宋，除了他们骨子里有叛徒的基因，以及他们看清楚了形势以外，他们还有自己的算计。
那就是，原本，葛逻禄人以为宋军也就在中亚这里抢掠一番，就会撤军，就跟以前的唐军差不多。
在这种情况下，葛逻禄如果帮大宋打下中亚，没准就会捞到此战最大的好处，就像当初葛逻禄从大唐跳到阿拔斯王朝然后成了怛罗斯之战的最大利益获得者那样。
不想，大宋进入中亚后，竟然只是公审这里的达官贵胄、士绅望族、豪门大族，对普通民众秋毫不犯。
不仅如此，大宋还解放了所有奴隶，并且要求投效大宋的小国、小部落、小势力也都照办，摆明了是想在本地获得统治基础。
关键，赵俣还将西喀喇汗国一分为六，分封给自己的儿子，一个都没有给他们葛逻禄的意思。
并且，赵瑜等人一经走马上任，就立即派人治理他们各自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