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李纲也有他自己的问题，那就是，他刚直有余，圆融不足，遇事多据理力争，不善妥协。
而宰辅之职，需调和阴阳、平衡各方势力，若其一味强执己见，易激化朝堂矛盾，反乱施政步调。
还有，他常怀直臣风骨、直臣之心，不擅揣摩上意，对帝王决策未必全然顺从，若与赵俣的战略意图相左，或许会掣肘国策推行。
更重要的是，李纲毕生精力多倾注于军政，于漕运、盐铁、农商等民生庶务，虽非不晓，终究不及专精吏治之臣。大宋盛世根基，在于农商兴旺、财税充盈，若偏重边防而轻民生，恐动摇国本。
对于这些，赵俣有很清醒的认识，所以，早在很久之前，赵俣就把李纲、赵鼎等有宰相之姿的人调到朝廷，让他们总览全局，接触农商财税，让他们随时做好接蔡京的班的准备。
通过亲自调教和培养，李纲、赵鼎等人实际上已经有宰相之姿了，完全可以接蔡京的班。
赵俣问蔡京的意见，实际上只是随口问一问，显示自己重视蔡京这个为大宋奋斗了一辈子的老臣的看法。
不想，蔡京给了赵俣一个全新的思路，也就是任命张邦昌当宰相。
张邦昌这个人，持重沉稳、谦和平顺，深谙为官分寸，既能妥善处理漕运、赋税等繁杂庶务，又能容朝堂异见、调和文武之争。
更关键的是，张邦昌对赵俣忠心恭谨、知进退守臣节，可以不折不扣地执行赵俣的意志。
在大宋四海升平、需守成固本的阶段，这种性格能保证朝堂稳定，让赵俣无后顾之忧地谋画长远。
因此，张邦昌的性格更契合盛世宰相“定海神针”的定位。
那到底是选李纲，还是选张邦昌？
这个问题赵俣着实是考虑了好几天。
最后，赵俣扪心自问：‘我之后要停下来，好好享受我打下来的这个盛世吗？’
然后赵俣苦笑不已！
帝王寿数，往往与历史功过的定评紧密相连，历史上有许多皇帝若能在他们功业鼎盛之时谢世，身后风评或将全然不同。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宋徽宗赵佶与唐明皇李隆基。
他们二人堪称历史上“早年英明、晚节不保”的典型帝王。
赵佶登基初期虽有轻佻之性，却也一度启用蔡京进行改革，至其四十岁前后，江南漕运通畅，汴京商贸鼎盛，市井繁华冠绝天下，疆域也因收复了青唐吐蕃达到了宋朝最大。
——不论是从疆土上，还是从经济上，当时都是宋朝的巅峰时期，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的。
而且，彼时联金灭辽收复燕云十六州之议尚未兴起，花石纲之祸也未愈演愈烈，至少方腊还没有起义，朝堂虽有党争，但因为蔡京大力打压元祐党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大宋也算是暂时压下了翻来覆去、朝令夕改的政治动乱之时，使得国家出现了统一的方向，高速发展。
若赵佶于那时驾崩，史书上肯定要给他一个“承平之主”的评价，记录其书画才情与一朝繁华，而非后来那个丧权辱国、断送半壁江山的昏君。
唐明皇李隆基也是一样。
他早年一手开创“开元盛世”，革除武周以来的积弊，整顿吏治，发展农桑，疆域东至安东，西达安西，南抵林邑，北逾大漠，大唐国力臻于极盛。
那段时期的李隆基，雄才大略，从善如流，是当之无愧的一代英主。
若他能在开元末年、未沉溺声色犬马之前离世，便不会有后来宠信李林甫、杨国忠的昏聩之举，更不会引爆安史之乱，让大唐由盛转衰。
若是那样，后世提起他，只会赞其开创盛世的功绩，而非叹其“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遗憾。
还有梁武帝萧衍。
他在位前期，革除南齐弊政，整顿吏治，兴修水利，轻徭薄赋，一手缔造“天监之治”，江南地区经济文化空前繁荣。
彼时的萧衍，堪称南朝少有的贤明君主。
可他晚年沉溺佛法，四次舍身同泰寺，耗费巨额国库资财；又因过度宽纵宗室，养痈遗患，最终酿成“侯景之乱”，自己饿死于台城，落得个身死国灭的下场。
若他能在天监末年、未沉迷释教之前离世，史书所载，便只会是一位开创盛世的英主，而非晚节不保的昏聩帝王。
类似的皇帝还有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