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长脚等人亲自统筹沿海疆域的港口体系革新，下令深挖大宋本土的所有核心港口的港池，拓宽石质码头，连片修建防潮仓储与货物集散工坊，划定远洋商船专属停泊区域，完善引航、检修、补给配套设施，彻底打破旧有港口零散低效的格局，为全球海上贸易打通筑牢的陆上基点。
秦长脚等人还重整市舶司规制，剔除冗杂苛税，制定统一透明的通商税则与查验流程，以低税惠商、重兵护航的策略，吸引域外诸侯国的商船纷至沓来。
同时，秦长脚等人还请求朝廷派人梳理南洋、印度洋、西洋的关键航道，设立常驻护航巡检与通商据点，敲定航路通行盟约，将零散的海上贸易线路串连成贯通全球的海上航线，让海上贸易通道尽数打通，步入规模化运转的初期阶段。
依托海贸扩张的需求，秦长脚等人还推动大宋迈入工业革命初期的实业深耕阶段。
他们放宽工坊兴办禁令，鼓励民间资本合股组建规模化冶铁、炼钢、造船、纺织、制瓷、玻璃、橡胶大工坊，推广水力、煤火甚至是电力驱动的机械，提升生产效率与货品产量，让大宋的传统商品和轻重工业品等外销核心货品实现批量产出，匹配远洋贸易的庞大需求。
秦长脚等人自始至终不敢有半分懈怠，所有的权谋心力皆倾注于赵寿旧策的落地与升级。
他们深知，唯有让实业、海贸、商业以不可逆转的态势蓬勃发展，让大宋的国力持续攀升，方能保住自身的权位与性命。
这场以赎罪为初心的极致推行，无意间踩中了工业萌芽与大航海时代的发展规律，让大宋的发展驶入了前所未有的快车道。
而这一切，皆在赵俣的冷眼掌控之中，成为大宋崛起的关键推力。
与此同时，在赵俣的领导下，大宋的其他官员也在疏通内河航道，整修加宽陆路驿道和铁路，加速研发火车、汽车、轮船、飞艇甚至是飞机等工业商品，严打商路匪患与官吏盘剥，保障货物在境内外高效流转，实现货畅其流、物尽其用，以实业生产支撑海贸输出，以外贸利润反哺实业发展，形成闭环式的经济增长模式。
为稳固商业发展根基，李纲亲自抓统一全世界的度量衡与流通货币，完善商事契约律法，将民间商贸的权责、交易、纠纷处置细则明文定规，消除商贾经营的后顾之忧，激发民间资本的投入热情。
如此，无数富商巨贾摒弃重农抑商的旧念，将资产从田庄转向工坊与船队，合股组建远洋商队，申领出海凭引，或者加入朝廷制定的大铁路计划，投身全球海上贸易的浪潮之中。
商业势力的迅速崛起，成为支撑大宋国计民生的核心力量。
国库因海贸税赋与工坊商税充盈，民生因商贸兴盛日渐富足，大宋的经济形态悄然向工商主导、海贸为核的新模式转型。
到了此时，土地税已经占了大宋的财政收入不足两成。
在这期间，赵俣也没有忘记选拔和培养自己的继承人。
经过一番考察和比较，赵俣渐渐选定了自己的继承人。
这个人就是麻晓娇给赵俣生的第一个儿子赵棣。
老实说，赵棣并不能算是一个全才，他有些太过偏武功方面了。
这实际上与已经打下全世界的大宋现在偏文治有些不符。
赵俣一开始也没想选择赵棣当自己的继承人。
只是，两年前，中亚的残余圣战力量，暗通中亚乃至西域的旧世残余势力，私藏军械、截留大宋的商业火车，更甚者在葱岭一带竖起“复邦”旗帜，动摇大宋在中亚的封国不说，甚至有撼动大宋本土西疆根基之意。
此事出现了之后，不少保守派大臣主张动用大宋传统的治理内乱的办法，也就是招安。
老实说，大宋这套招安叛上作乱之人，再驱之以弹压其他变乱的方略，是立国小二百年锤炼出的治国精髓。
历史上，两宋三百余载，见于史册的民变与叛乱共计四百三十四起，平均每年一点四次，此起彼伏，却始终无一次能动摇国本、倾覆社稷——北宋亡于靖康之祸，南宋绝于崖山海战，皆覆灭于外邦铁骑，从未因内乱与民变而亡。
其核心便在于这套抚剿并用、以叛制叛的纯熟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