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想一下，如果当时赵佶逃到镇江了之后，真像赵桓所担心的那样在镇江复辟，而不是老老实实地带着已经逃出来的皇室和宗室回东京汴梁城，是不是就不会被赵桓这个大孝子给软禁起来，进而靖康之耻就不会发生了？
在镇江又薅了不少羊毛，赵俣一行去了南京金陵城。
是赵俣将大宋的南京，从商丘改到了江宁。
说起此事，还有不少波折。
当时，赵俣要迁都，也要改四京的位置。
这可不是小事。
国都就不说了，另外三京，作为大宋的陪都，也是关乎国祚存续的战略布局。
须知，陪都乃是国都的“外藩”，需扼守四方险要，形成掎角之势。
再者，陪都必是区域经济的核心，需集散四方财货，充盈国库。
原来的南京商丘，地处黄泛区，土地贫瘠，漕运不畅，哪堪为陪都之任。
更重要的是，自古王朝立陪都，皆有“狡兔三窟”之意。
靖康之耻的惨痛教训，便在于大宋只有汴梁一座核心都城，一旦陷落，宗室尽俘，朝野便群龙无首。
赵俣设三京为陪都，便是要预留后路——若国都遭逢兵祸，天子可移驾陪都，重整旗鼓，号令天下勤王。
还有，陪都亦是王朝威仪的象征，承载着收拢民心、安抚地方的使命。
这么一看，宋朝原来的三个陪都——北京大名、西京洛阳、南京商丘，都不合格，尤其是南京商丘。
当时，就有大臣提出：
江宁素有“六朝古都”之称，坐拥长江水运之便，江南的丝绸、茶叶、粮食，皆可在此汇聚转运；其周边圩田密布，农耕发达，足以供养数十万军民。将其立为南京，既能辐射江南财赋重地，又能依托漕运将钱粮源源不断输送至国都；
江宁东依钟山、西临长江，与镇江府互为表里，江上有水师巡弋，陆上有坚城驻守，便能在东南筑起一道难以逾越的防线；
江宁地处江南，远离北方，又有长江天堑阻隔，正是最稳妥的“退路”；即便北方有个闪失，只要东南半壁尚在，只要陪都尚存，大宋便有卷土重来的底气。
江南还是大宋财赋根本，士绅百姓之心向背，关乎江山稳固。立江宁为陪都，既能彰显朝廷对江南的重视，又能吸引四方人才汇聚于此，为新政推行、工坊兴办招揽贤能，让江南百姓真正认同那个新生的大宋政权。
不过，也有大臣建议立杭州为南京的。
这些大臣认为，杭州自五代吴越国建都以来，便有帝王之都的规制，宫室城郭完备，无需大兴土木便可安置銮驾，远非江宁需重新修葺宫苑可比。
且杭州偏安东南腹地，北有太湖、长江两道天险，南有浙闽群山为屏，比江宁更远离北方兵锋，若真有乱世，此处乃是天子驻跸的万全之地。
还有，杭州更是东南首屈一指的富庶之地。大宋的大运河直通苏松常嘉湖，漕运之便不输江宁；更兼杭州湾面朝东海，市舶司往来番商如云，南洋的香料、西洋的珍宝皆在此集散，关税之利足以充盈国库。
另外，苏杭熟，天下足，杭州周边皆是膏腴之地，桑麻遍野，粮仓密布，数十万军民的粮草供给可保无虞，这等财力，是江宁难以企及的。
论文化向心力，杭州乃是南方的文化渊薮。自五代以来，大批文人墨客、世家大族迁居于此，书院林立，文风鼎盛，国子监分设于此，吸引四方士子云集。立杭州为陪都，可收揽江南士族之心，亦可借文风鼎盛之势，彰显大宋文脉不绝。
更为关键的是，杭州水运交通更为便捷，钱塘江通江达海，内河航运可连接江南诸郡，外海航线能通南洋、西洋诸国，若大宋有意经略海疆，杭州便是天然的水师基地与通商口岸，比江宁更具开拓之利。
这样一来，朝堂之上顿时分为两派：
一派力挺江宁，说自古以来，江宁府若失守，杭州必不可守，至于杭州的那点交通优势，江宁府全都有，最多不过是稍远一点罢了，而江宁府却可以坐望中原，这是杭州怎么都比不了的。
一派盛赞杭州，指出大宋的经济重心在江南，当然要选择靠近中间同样交通便利的杭州作为陪都。
双方各执一词，争论不休。
最后，还是赵俣力排众议，定了江宁为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