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与传统儒学注重传承和遵循旧有注疏的做法产生了冲突。
另外，传统儒学多以孟子的性善论或荀子的性恶论为基础来探讨人性。
而王安石则提出“性不可以善恶言”，认为人性是与生俱来的一种资质，善恶是后天的行为表现。
这一观点与传统儒学人性论有所不同，也引发了学界的争论。
站在赵宋王朝的角度来看，最重要的是，新学为王安石变法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强调通过政府的积极干预来实现国家的富强。
这与传统儒学中一些强调顺应自然、以道德感化为主的政治理念相左。
最后，新学重视培养具有实际才能和经世致用思想的人才。王安石改革教育制度，设立了专门的学校和学科，注重培养学生的实际能力和创新思维，为变法改革培养了一批支持改革的官员和人才。
而传统儒学培养的人才，虽然也会学时务策和经史策，但更多的注重儒家经典和诗词歌赋方面的培养。
总之就是，一个先进，一个保守；一个激进，一个稳健；一个着眼于变革图强，一个则倾向于恢复旧制。
双方从最开始的学术上辩论，后来慢慢演变成了激烈的冲突。
元祐时期，国子监中甚至发生过学官黄隐焚烧王安石著作《三经新义》雕版的恶劣事件。
绍圣时期，新党也是为了独尊新学，干了不少毁坏经典的事。
历史上的赵佶一朝，赵佶和蔡京不但焚毁了大量元祐学术的著作，更是将苏轼、秦观、黄庭坚等人所作的诗词歌赋也一并禁绝，甚至就连新党人士章惇所写的相关论著也大都遭到销毁。
赵俣登基之初，新旧两党都试图在物理上消灭对方的学术。
但让赵俣给拒绝了。
赵俣的做法（其实是赵俣采纳张纯的建议），一边给两党建了个辩论院，让新旧两党派人去这里面辩论，一边同时推行新学和儒学进行兴学。
这使得兴学大力发展。
早在赵煦一朝时，章惇便已经将三舍法推广到了地方州学，并让地方州学与京城太学相连。也就是，州学的上舍生中成绩最优秀者，便可得到机会进入京城考试，通过后便能进入太学的内舍。此即为升贡法。
而到了赵俣这一朝，赵俣让韩忠彦主持推广兴学，韩忠彦进一步将三舍法和升贡法推行全国。也即在全国所有州学都实施三舍法。个别情况下，一些县城也会搞三舍法教授官学。并且全国州学中最优秀的学生也都能通过升贡法，来到京城太学参加考试。
值得一提的是，与历史上蔡京负责兴学这块，全国所有的州学都必须且只学习新学不同的是，韩忠彦负责兴学，在赵俣的严厉要求下，新学和儒学并重，赵俣又采纳张纯的建议“另辟蹊径”地提出了学分制，使得新学和儒学各占五十分，都作为赵宋王朝选拔人才的标准。
如今，全国所有的官学生已经暴增到了二十一万人。
这使得赵宋王朝的中基层绝对不会缺少人才。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以蔡京为首的一批人，认为兴学规模已然足够承担为国举士的功能，希望朝廷把科举考试给停止了，就用三舍法和升贡法来为国家选拔人才。
不过，熟知历史的赵俣知道，蔡京他们的主张根本就行不通（历史上，他们自己就在1120年将这个愚蠢的决定给废除了），所以，他听张纯的建议给驳回了。
张纯现在所说的，赵宋王朝经历反腐风波，大量贪官下马，赵宋王朝又开边陇右，派去了大量的官员，使得赵宋王朝缺乏优秀年轻官员，不利于赵宋王朝的发展，虽然有些夸张，但也不是没有道理。
事实上，赵俣也准备在近期搞一次科举，为赵宋王朝增加一批新鲜血液。
可以说，张纯的提议，正中赵俣下怀。
也是巧了，明年正好是科举年，也适合搞一次科举。
只不过，看张纯的意思，似乎是，她想帮赵俣筛选人才。
凭张纯对历史的精通程度，如果让她来选拔人才，应该能给赵俣和赵宋王朝选拔出一些像样的人才。
然而问题是，赵俣实在是摸不准张纯积极争取这个任务，目的是什么？
想了又想，没想明白之后，赵俣索性也就不想了。
反正，张纯肯定没有机会跟宫外的大臣接触，她想要干什么，都只能通过赵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