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汉儿纷纷起了二心，最后纷纷叛宋投金。
后来，金军南下，甚至是后面的靖康之耻的发生，有很大程度都是因为这些汉儿反水造成的。
再后来的金国与南宋之间的战争，更是有大量的汉儿被金国征调参与到了对南宋的军事行动中。
这些汉儿利用他们熟悉当地的地理环境和汉族的一些风俗习惯，在金兵南下的过程中，为金兵充当向导、提供情报，协助金兵作战，甚至直接成为金兵。
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金人的军事行动能力，对南宋的防御造成了很不利影响。
甚至都可以说，南宋的抗金战争中，有很大程度打的都是这些汉儿。
可悲的是，尽管很多汉儿心甘情愿地当辽朝、金朝的走狗，但因为还有不少汉儿心向赵宋王朝，导致不论是辽朝，还是金朝，对于汉儿，都只是利用，从来都没有真的信任过。
当然，历史上的宋朝，因为有大量的汉儿效忠辽、金，也不信任这些汉儿。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汉儿，身处夹缝之中，既不被故土所接纳，亦难获新邦之真心，仿佛命运的弃子，在历史的长河中漂泊无依。他们或出于生计，或迫于时势，不得不依附于强权之下，以求得一线生机。然而，这份生存的代价，却是灵魂的扭曲与归属的迷失。
而左企弓就是典型的汉儿，并且是典型地对胡人忠心耿耿的汉奸。
在北上之前，熟知历史的张纯，就跟赵俣谈过汉儿的问题。
后来，赵俣又拿汉儿的问题跟曾布等人讨论过。
最终，赵俣君臣达成共识，于汉儿要区别对待。
也就是，对赵良嗣、李处温这样心向赵宋王朝的汉儿，要充分接纳和信任；而对待像左企弓这样心向番邦的汉奸，要坚决打击，绝不留情，甚至是除之而后快。
通过这一路的观察，郑允中已经确定，左企弓就是赵宋王朝要除掉的汉奸，所以他对左企弓这个注定了要死的汉奸一点好脸色都没有。
再者说，哪有正使在场，跟副使纠缠的？
这可是谈判的大忌。
萧奉先倒是很好说话，他立即就将国书拿出来，交给郑允中。
郑允中拿到国书，立即就去交给曾布、韩忠彦、苏辙、蔡卞这四位宰执。
曾布四人一看，耶律延禧给赵俣的国书中，有大段的狂悖之言，而且多是指责叱呵之语：
像是，“贵朝不度德量力，不审天时人事，今与西夏交战，还敢触我大辽天威，自寻死路！”
像是，“辽宋两朝因《澶渊之盟》和平百年，宋朝是礼仪之国，今不顾友好盟约，率先举兵北上，兵出贵在有名，不知宋兵缘何至此？”
又像，“今你朝率先举兵临边，攘夺民土，破坏盟约在先，我大辽必当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兴师问罪，以雷霆万钧之势，以正天道。望你悬崖勒马，速速退兵，归还所占城池，再归还占夏疆土，再谈和约，否则天威难测，后果自负！”
如果是宋军大败辽军之前，辽国拿出这样的国书来威胁赵宋王朝，兴许真会给赵宋王朝一定的压力，毕竟，那时宋辽两国还没有正式交手，辽国的威慑力还在。
可是三天前的那两战，宋军全都大获全胜，还生擒活捉了耶律斡特剌，这别说曾布和蔡卞这两个主战派了，就是保守的韩忠彦看到这样的国书，都忍不住说道：“如此国书，安敢进呈，还给辽使罢，让他们回去，重新措辞，再来议和。”
甚至就连苏辙都说：“北朝徒夸兵众，不想天理不顺，人无斗志。前日之战，遭我军迎头重击，损兵折将丢盔卸甲，主将沦陷，望尘而逃，今日却献如此国书，徒增笑柄。”
倒是曾布说了句公道话：“他二人来前，辽军还未吃此败仗，故有恃无恐，方有此国书，经此一败，若教北朝重修国书，必不敢如此。”
蔡卞更是用不屑一顾的语气说：“那萧奉先既已知如今形势，当果断毁掉国书，以免激化矛盾，为北朝招惹大祸，不想，他却连此等亟智皆无，可悲可叹，如此人物，竟也能成为北朝栋梁，受北朝皇帝器重，合该我大宋中兴。”
四人商量了一下，觉得这样的国书拿给赵俣看，没有任何意义。
于是，曾布代表另外三位宰执，去将国书上的内容很委婉地跟赵俣说了一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