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晓芹，三十八岁，初中部数学教研组组长。
在外国语，提起黄老师，学生和同事的第一反应都是同一个字——冷。
她总是那副样子：黑框眼镜架在高挺的鼻梁上，头发盘得一丝不苟，深色包臀裙勾出腰臀的弧线，肉色丝袜裹着笔直的小腿，脚踩七厘米的细跟高跟鞋，走在走廊里“笃笃笃”地响。
她从不穿颜色鲜艳的衣服，永远是黑、灰、深蓝，像一把收拢的伞，严丝合缝，不给人窥探的缝隙。
她上课从不笑，讲题干脆利落，粉笔字写得又快又硬，谁要是走神被她点到名，那双镜片后面的眼睛扫过来，能让人脊背发凉。
办公室里，男教师跟她搭话，她最多点个头，嘴角的弧度从未超过三毫米。
年轻的体育老师曾经开玩笑说“黄姐你笑一个呗”，她连眼皮都没抬，“把你们班体测不及格的名单发我”。
但没人知道的是——包臀裙底下，她穿的是丁字裤。
那根细细的布条嵌在臀缝里，每走一步都在提醒她某种隐秘的存在。
这是她唯一的、不为人知的放纵。
黄晓芹出身普通，父亲是乡镇中学的退休教师，母亲务农。
她靠自己考上师范，毕业后分配到这所学校，从普通教师一步步做到教研组长。
十五年了，她的履历干净得像一张白纸——没有绯闻，没有把柄，没有任何可以被人拿捏的东西。
她离过一次婚。前夫是银行职员，结婚三年，性格不合，和平分手。
之后她再没谈过。同事们猜测她是“心气高”，其实不是。
是没有人配得上她想要的那种……关系。
她自己也说不清那是什么。
只是偶尔深夜批完作业，关上台灯，黑暗里会有某种模糊的渴望浮上来——被注视，被围困，被剥夺所有的体面和从容，被迫在众人面前露出她从未展示过的样子。
然后她会猛地睁开眼，把这个念头按死。
第二天照常七点到校，照常板着脸走进教室，照常做那个无懈可击的黄老师。
教室的门被我推开，高跟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声音清脆。
嗡嗡的说话声像被人拧了开关，瞬间灭了。四十六双眼睛齐刷刷转过来，又迅速低下去，翻书的翻书，坐正的坐正。
有个后排的男生动作慢了半拍，手里攥着的手机往抽屉里一塞，发出“咚”的一声闷响。
我没看他。
教案放在讲台上，翻开，粉笔拿起来，转身在黑板上写了四个字：第三单元。
“翻到第四十七页，”我说，声音不大，但教室里安静得连后排都听得清清楚楚，“从例题一开始默读，八分钟后我抽查。”
哗啦啦的翻书声响成一片。
我靠在讲台边，目光从第一排扫到最后一排。九月初的阳光从左边的窗户照进来，照在课桌上，也照在那些低着的脑袋上。
有几个男生的头发长了，刘海遮住眼睛，看不清表情。
前排的课代表坐得笔直，书翻到了正确的页码，嘴唇微微翕动，在认真默读。
第三排靠窗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周什么——眼睛盯着书本，但瞳孔没在动，明显在走神。
我没点他。早读课，犯不着。
讲台上站了一会儿，我弯腰去拿粉笔盒底下压着的班级日志。
弯下去的那一瞬间，我感觉到包臀裙的布料在大腿后侧绷紧了一下，丝袜和裙子内衬之间有轻微的摩擦。
“操。”
后排第二组，一个男生的目光从书本上抬起来，停了不到一秒，又落回去。
他旁边那个用胳膊肘碰了碰他，两个人的肩膀同时抖了一下。
我直起身，翻开班级日志，面无表情地在上面写下日期。
“周逸飞。”
第三排靠窗那个男生猛地一抖，“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