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主任，今天怎么人这么少？”我问。
“农忙嘛，大家都知道，最近田里该打农药了，今年虫害比较厉害。”周主任擦了擦额头的汗。
我看了他一眼，没说什么。
从车间出来，我们去了镇上，跟镇里的几个干部开了个座谈会。聊的都是面上的工作，没什么实质性的东西。散会后，我让小赵他们在镇政府调一些台账资料，自己跟镇里的纪检书记老王单独聊了聊。
老王五十多岁，在乡镇干了二十多年了，脸晒得黑红，手上全是老茧。他这模样，更像一个在田间地头常年劳作的农民，而不像一个基层公务员。
老王给我让烟，我摆摆手，表示不抽，他就点了支烟，猛吸了一口，缓缓吐了一个烟圈，随后对我说道：“张局长，您是市里来的，有些话我本来不该说。”
“老王，咱们是一条线上的，有什么话不能说的？”
他看着我，笑了笑叹了口气：“这个扶贫车间，资料做得的确实很漂亮，台账、报表、照片、视频，啥都有。但实际怎么回事，你心里也有数了。上面要求每个乡镇至少有一个拿得出手的扶贫车间，省里要检查，市里要进行评比，县里每个月排名通报。你说我们柳河镇这个条件，哪来的产业？没办法，只能做做表面文章。”
“那套取补贴的事呢？”其实我也看的出来，这个扶贫车间，只是徒有其表。
老王看了我一眼，犹豫了一下：“这个我不太清楚，不好乱说。”
话对如此，但我已经从他的表情里读到了答案。
下午，苏慧敏那组回来了，她脸色不太好看。她把我拉到一边，声音压得很低：“局长，我带人去了刘庄，遇到一件特别戳眼睛的事儿。”
“什么事儿？”我好奇的追问。
“我们到的时候，乡里的几个干部正在一户人家门口拍照。一个老大爷，七十多了，坐在门槛上，手里拿着一本《惠农政策读本》，面前摆了一张帮扶明白卡。乡里的干部拿着手机各种角度拍，让老大爷翻书、指卡片、抬头看镜头。老大爷耳朵不好使，他们比划了半天才拍好。”
苏慧敏咬了咬嘴唇：“我上去问了一下，那老大爷根本不识字，也不知道什么叫惠农政策。那个帮扶明白卡是他头一天才收到的，上面的内容他一个字都看不懂。乡里的干部被我撞见，脸一下子红了，拉着我到一边解释，说这是县里要求的一对一政策宣讲帮扶活动，每家每户都要有照片留痕，他们也是没办法。”
“你说的乡干部是谁？”
“柳河乡的副乡长，姓刘，叫刘成。”
我想了想，把老王叫了过来。老王一听这事儿，脸上也挂不住了：“张局长，这事儿……刘成年轻，刚提的副乡长，上面压下来的活儿他不敢不干。说句不好听的，我们乡镇干部现在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什么活儿都往我们身上压，干不好还得挨板子，干得好也没人说你好。没办法，只能搞些形式，糊弄过去就完了。”
“糊弄？”我看了一眼老王，“老王，你是纪委书记，你跟我说糊弄？”
老王沉默了，闷头抽了好几口烟，烟头都烧到过滤嘴了才掐灭：“张局长，我跟你交个底吧。去年一年，柳河镇接到的各类文件通知、任务清单、考核指标，林林总总加起来四百多项。
镇里就二十来个干部，平均一个人要负责二十多项。每项都要有方案、有台账、有照片、有总结、有佐证材料。你说我们怎么干？不糊弄怎么办？”
他话说完，眼圈都红了，看样子实在是委屈。
我心里像被人攥了一把。我也是从乡镇基层干起来的，知道这种滋味。上面压下来的活儿不干不行，干又干不完，最后只能靠编材料、造假照片、补台账来应付。
而层层往上报的材料、照片、台账，又成了上面部门的工作成绩，被用来证明开了多少会、发了多少文、搞了多少活动。一来二去，真正的实事没干几件，光忙着演戏了。
我在乡镇那些年，这种情况还没那么严重，现在这两年，也不知道是怎么了，这种风气愈演愈烈。很多基层干部一遍嘴里骂着娘，一边还得老老实实的把假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