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依，”我开口了，打破了沉默，“你觉得今天走访的这几户人家，最有代表性的诉求是什么？”
李兰依放下筷子想了想：“主要还是两个，一个是补偿标准的公平问题，一个是回迁安置的问题。不少老人说不愿意搬太远，在老城区住惯了，换个地方住不习惯。”
“赵亮，你呢？”
赵亮抬起头，嘴角还挂着面条的汤汁，赶紧拿纸巾擦了擦：“我跟兰依的看法差不多。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信息不对称。
老百姓对政策不了解，对规划不了解，觉得一切都是上头说了算，自己什么话语权都没有。这种无力感，比补偿低更让人难受。”
“兰依”，“赵亮”这两个称呼从我嘴里说出来，连在一起，听起来还挺顺耳的。
我看着他们俩，忽然有了一个想法。
“这样吧，后面几天的走访，你们两个一组，我一个人一组，分头行动。这样效率高一些，能走的地方也多一些。”
李兰依和赵亮对视了一眼，又迅速错开了目光。
“局长，这样不好吧，您一个人……”李兰依有些犹豫。
“有什么不好的？我又不是三岁小孩，丢不了。”我端起面碗把汤喝了个干净，擦了擦嘴，“就这么定了。明天开始，你们俩走永泰街，我走永安街。”
李兰依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赵亮倒是很痛快地应了一声：“行，局长，听您的。”
我看了他一眼，这小子眼里有那么一点亮光，像是冬天早晨的第一缕阳光，不怎么耀眼，但暖洋洋的。
接下来的十来天，我一有空就往老城区跑。有时候是上午，有时候是下午，有时候周末也去。陈婷有时候也跟我一起去，算是散步，遛弯了。
赵亮和李兰依被我分到一组。起初两个人还不太自在，说话客客气气的，但是经过几天相处，我注意到他们之间有了微妙的变化。
有一回，我们三个在一处老宅门口碰头，李兰依的相机没电了，赵亮二话不说从包里掏出一个充电宝递过去。李兰依很自然的就接了过去，还冲他温柔的笑了笑。
还有一回，赵亮在翻一个老宅的门槛时，门槛太高，他先跨过去了，然后很自然地伸出一只手，把后面的李兰依拉了一把。李兰依被他拉过去的时候，脸微微红了一下，但很快就恢复了正常。
而且两人的称谓也有了变化，赵亮喊李兰依为“兰依”，李兰依喊赵亮为“亮哥”，而不再叫赵科长了。
称呼的变化，有时候比任何语言都更能说明问题。
一天下午，走访结束，天已经快黑了。我们三个人坐在永宁街口的一个石墩子上休息，李兰依把相机里的照片翻出来给赵亮看，两个人头挨着头，肩膀碰着肩膀，讨论着哪张拍得好、哪张光线不对，如同一对热恋中的情侣。我在旁边看着，心里忽然有一种当老父亲的感觉。这俩人，还真挺般配的。
通过十多天的走访调研，我们带回了厚厚一沓材料。三百多张照片，四十多段录音，二十多页的笔记。
我把这些材料铺在会议室的长桌上，一个人对着它们发了一整天的呆。
问题的核心其实很清楚：这个地块的价值有两个层面，一个是经济价值，一个是文化价值。
薛鹏举和光耀地产看中的是前者，文史专家和老街居民在意的是后者。我要做的，不是非此即彼地选择一个，而是找到一个能让两者共存的方案。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我给赵亮打了个电话，让他来我办公室一趟。
他很快就到了，手里还提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公文包。
“局长，您找我？”
“坐下，跟你说个事。”我指了指对面的椅子，“这些走访材料你都看了，你有什么想法？”
赵亮坐下来，想了一会儿，组织了一下语言：“局长，我觉得这个地块最大的问题不是保护不保护的问题，而是怎么保护、保护多少的问题。
完全保护不现实，资金平衡不了；完全开发也不现实，社会影响太坏。关键是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说得对，怎么找这个平衡点？”
赵亮从随身带的公文包里拿出一张地图，是他自己画的，上面用不同颜色的笔标注了地块内各个区域的现状和价值评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