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你为什么没有退回去？”
“因为……”林国良的声音开始发抖，“因为我想，我干了这么多年，住的是单位分的旧房子，开的是那辆破桑塔纳，孩子上学要钱，老人看病要钱，老家那些亲戚三天两头跟我借钱……我凭什么？凭什么那些老板什么都不干就能赚大钱，我在一线拼死拼活干了一辈子，还不如他们一顿饭钱？”
他的情绪终于出现了明显的波动。
这层外壳，裂开了一道缝。
但我知道，现在还不是继续往里挖的时候。一个人在这种情绪状态下说出来的话，虽然是真实的，但也容易反复。他可能会因为一时的情绪宣泄而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但事后冷静下来，又会把自己重新封闭起来。
我需要的是让他保持这种状态，但不是在这一刻。
我决定今天就到这里。
“林国良同志，”我站起来，“今天先到这。你先回去休息，我们明天再聊。”
林国良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带着一种说不清的神色——也许是意外，也许是困惑，也许是一种他自己都说不清楚的情绪。
他可能以为我要趁热打铁，逼他把所有事情都交代出来。但我没有。
因为在纪检工作中，有一件事比逼问更重要，那就是尊重对方的心理节奏。
节奏对了，一切都会顺理成章。
这两次谈话之后，苏慧敏和专案组根据林国良已经说出的线索，迅速展开了外围核查。
2010年的那个产业园项目，中标方是恒通路桥，老板叫陈德明。那一万块钱，是林国良收受的第一笔贿赂。而在此后的十年里，陈德明通过各种方式，先后向林国良输送利益总计超过四百万元——包括现金、购物卡、安排林国良的儿子到恒通路桥的关联公司“上班”。
林国良儿子那个“岗位”，据说每月薪水两万出头，但他从来不需要去办公室。公司对外称他是“项目顾问”，实际上就是个拿工资的空壳。
除了恒通路桥，林国良还先后与多名有利益关系的企业老板保持着联系。他帮他们拿项目、批土地、协调手续，他们则以各种名目给他“回报”。
而林国良的妻子，那个在东林市某银行工作的女人，则在丈夫的暗示下，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帮他把这些钱一层一层地洗白——理财、投资、代持，手段不算多高明，但足够隐蔽。
随着外围核查的推进，证据链条越来越完整。
但苏慧敏还是有些不放心，专门来找我：“张局，我们现在查到的这些，虽然已经很明确了，但有一个问题——林国良目前只承认了2010年那一万块钱是第一次伸手。后面那几百万，他还没开口。如果他一直不承认，光靠外围证据，能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他会承认的。”我说。
“你这么有信心？”
“不是信心，”我说，“是因为他已经开始说了。一个人一旦开口说了第一句，后面的话就不会再成为秘密。你看他的眼睛就知道了，他回不去了。”
苏慧敏看了我一眼，没再说什么。
我懂她的意思。我们干这一行，见过太多开了个头之后就反悔的人。但林国良不一样，他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压力，而是一个理由——一个让他能够面对自己的理由。
那个理由，我打算在最后一次谈话中，亲手交给他。
第三次谈话，是三天之后。
这三天里，我没有再和林国良见面，而是让专案组的同事继续梳理外围证据，同时注意观察林国良的状态变化。苏慧敏每天都去看监控录像，回来跟我汇报：“他睡眠还是不太好，饭量也减了。有时候一个人坐在房间里发呆，一看就是半天。”
我知道他在想什么。
他又要把那层壳重新建起来。人都是这样，在情绪波动之后会下意识地重新回到那个让自己感到安全的防御状态。但这一次，他不会再建得那么坚固了，因为裂缝已经产生，他只是试图用新的材料把它糊上，可糊上的东西终究是脆弱的。
第三次谈话安排在上午。
我走进讯问室的时候，林国良已经坐在那里了。这一次他没有把衬衫扣子全部扣上，最上面的那颗扣子解开了，领口微微敞着，头发也没有之前那么整齐了，甚至还添了一些白发，有几缕垂在额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