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阳光很好，邱建林在市政府办公，我开车去了市政府。熟门熟路的进了市政府综合楼，来到了邱建林的办公室。
邱建林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的茶杯冒着热气，看我的眼神里满是欣赏和喜悦。
他听完了我关于案情的简要汇报，点了点头。
“省监察厅那边跟我说了，这次你干得非常不错。他们点你的将看来是点对了，林国良的案子在省里都是一块难啃的骨头，你能这么快拿下来，足见你能力有多么出色，你们这个团队功不可没啊。”他顿了顿，继续问：“针对这个案子，你个人有什么想法？”
我想了想，叹了口气说：“林国良这个人，太可惜了。”
邱建林看了我一眼，没有立刻接话。他端起了桌上的茶杯，慢慢吹了吹浮在表面的茶叶，抿了一口，然后把杯子放回桌上。那个动作不紧不慢，像是在认真消化我说的这句话。
“可惜了。”他重复了一遍，声音淡淡的，“你知道吗，张宇，我干了大半辈子政法工作，见过太多‘可惜了’的人。有些人你见了他本人，怎么都跟他卷宗上写的那一堆罪状对有些人你见了他本人，怎么都跟他卷宗上写的那一堆罪状对不上号。他跟你聊天、吃饭，你觉得这就是个普通人，甚至是个挺不错的普通人。可他犯的事儿，就是实实在在的，谁也抹不掉。”
“我知道。”我说。
“你知道就好。”邱建林看着我，“干咱们这一行的，最怕的就是在自己心里给对方找理由。他出身苦也好，他干过实事也好，他被人拖下水也好——这些都可以理解，但不能成为宽恕的理由。错了就是错了，法律面前没有‘可惜’这两个字。”
我沉默了几秒，然后说了一句也许不该说的话：“邱市长，我在想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在更早的阶段就发现林国良这类人的问题？”
邱建林的目光微微眯了一下。
“你什么意思？”
“林国良的问题不是一天形成的。”我说，“他从第一次收那一万块钱到最终事发，中间隔了整整十年。这十年里，他有过无数次机会可以停下来，可以主动向组织说明情况。但他没有。我在想，是不是我们现有的监督机制存在一些问题，让像林国良这样的人有机会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直到无法回头。”
我说完这些话之后，办公室里安静了大概有五秒钟。
邱建林没有生气，甚至没有表现出不快。他只是看着我，目光平静得近乎审视。
“张宇，”他终于开口了，“你的想法没有错。但你要记住，监督机制再完善，也不能替一个人守住他心里的那道防线。那道防线，只能靠他自己。你说林国良可惜，我同意。但他走到今天这一步，没有任何人替他做选择，每一笔钱都是他自己决定收的。这个责任，别替他往别人身上推。”
我点了点头。
邱建林话锋一转，语气也温和了一些：“案子办完了，好好休息几天。你们专案组这几个同志，这段时间辛苦了。这样吧！我给你们补几天调休，回家好好陪陪家人，休养一下。”
我站起来，道了谢，转身向门口走去。
“张宇。”邱建林忽然在身后叫了我一声。
我回过头。
他看着我，嘴唇动了动，似乎在犹豫要不要把那句话说出口。片刻之后，他还是说了：“你别想太多了。干好你的本职工作，就是对得起那些人的‘可惜’了。”
这句话在我心里压了很久，一直到现在，我都记得他在说这句话时的表情——不是批评，不是安慰，而是一种过来人的提醒。
他在提醒我，这行干久了，心会变硬。
但心硬不一定是坏事。
有些事，不是想通了就不难过了。
而是想通了，也必须继续干下去。
不久之后，林国良的案子有了结果。
那天我正在办公室看一份案卷，苏慧敏敲门进来，把一份报纸放在我桌上。是《东林日报》，头版有一条不太起眼的消息，大概三四百字，标题是《东林市原常务副市长林国良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公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