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国良沉默了片刻。然后他的肩膀微微松弛了一点——这个变化很细微，如果不是我一直盯着他在看，可能根本注意不到。
“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他的声音比昨天低了一些。
“你写那篇文章的时候，是真心那么想的吗？”我问。
这个问题就像一把刀，直直地插进了林国良最不愿意面对的那个地方。
他没有立刻回答。他的目光从我的脸上移开，落在桌面某个虚无的点上，嘴唇微微动了动，像是在组织语言，又像是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在监控室里看到这一幕的苏慧敏后来告诉我，她当时突然觉得鼻子有点酸。不是因为同情林国良，而是因为她第一次在一个被审查对象身上看到了那种东西——不是恐惧，不是愤怒，而是一种深刻的、无法弥合的断裂感。
一个人和自己曾经的理想断裂之后，剩下的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吧。
“我那时候……”林国良开口了，声音有些发涩，“我那时候确实是真心那么想的。”
“那后来呢？”我问。
“后来……”林国良停了一下，“后来就变了。”
他说“变了”这两个字的时候，语速很慢，像是一个字一个字地从喉咙里挤出来的。我注意到他的手放在了桌面上，五根手指微微张开，然后又慢慢握成了拳头。
我没有追问，而是安静地等着。
在谈话中，最难的不是问问题，而是知道什么时候该闭嘴。很多人耐不住沉默，对方一停下来就急着追问，结果把对方好不容易准备说出口的话又给逼了回去。沉默是有力量的，它会在你和对方之间创造一个无形的空间，那个空间里充满了压力和张力，迫使对方主动去打破它。
果然，十几秒之后，林国良开口了。
“张宇同志，”他抬起头，直直地看着我，“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一个人在体制内待久了，看到身边的人都那样做，自己如果不那样做，会怎么样？”
“会怎么样？”我问。
“你会被孤立。”林国良说这三个字的时候，嘴角甚至带上了一丝苦笑，“我不是在说大话，是真的会被孤立。你跟别人不一样，别人就不带你玩。
你手里拿着审批权，人家来求你办事，别人都收了，你不收，一次两次人家觉得你清高，三次四次人家就觉得你这个人有问题。他不相信你是真的廉洁，他觉得你是在装，或者在等着收更大的。”
这段话从他的嘴里说出来，有一种格外沉重的力量。因为这不是一个局外人的观察，而是一个局内人的自白。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斟酌了一下用词，“开始觉得，之前那种方式行不通了？”
林国良沉默了很久。
这一次的沉默比上次要长得多。至少有半分钟，他一言不发，只是低着头，看着自己放在桌面上的那双手。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也许是在回忆，也许是在犹豫，也许只是单纯地想把那些话在心里再过一遍，看看说出来之后会有什么后果。
“2010年。”他终于说话了，声音很轻，但在这个安静的房间里，每一个字都清晰得像刻在石头上一样。
“2010年，东源县要搞一个产业园区项目。省里很重视，市里也很重视，要求必须尽快落地。我当时是县委书记，这个项目全程由我来推动。项目落地需要地，需要钱，需要政策支持，方方面面都要协调。”
他的目光变得有些空洞，好像在看着很远地方的一样东西。
“那时候有一个老板，是做工程的，找到我，说想接这个项目。我说接项目可以，按程序来，公开招投标。他说没问题，按程序来，但是程序上有些事情，需要领导关照一下。我问关照什么，他说……”林国良顿了一下，“他说，领导，你在那个位置上，帮我说句话，比我自己跑一百趟都管用。”
“你帮他说了吗？”我问。
林国良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继续往下说：“我没有收他的钱。一开始没有。我就是觉得，他说得有道理，有些事情确实是程序拖着走不动，我不表态，下面的人就不敢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