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快黑了，”我轻轻拍了拍她的后背，“我得回去了。”薛晓华的身体在我身上微微一僵，然后她抬起头，顺着我的目光看了一眼窗外。她什么也没说，只是把手从我胸口上收回去，撑在沙发坐垫上，从我身上爬了起来。她赤着一只脚站在地板上，弯腰去捡掉在地上的那只高跟鞋，动作干净利落，没有一丝拖泥带水。她把高跟鞋套回脚上，然后走到办公桌前拿起遥控器，把电视关了。屏幕上最后一帧画面一闪而灭——那是国防部前游行的人群，横幅上“百年国耻”四个大字在屏幕暗下去之前短暂地亮了一下。
“维民，”她转过身，靠在办公桌沿上，双手抱在胸前，声音恢复了平时在会议室里的那个调子，“你是不是怕苏晚在你宿舍里等你？”我正从沙发上坐起来打领带，手指在领带结上顿了一下。
“不是怕，”我把领带结推到位，整了整衬衫领口，“是现在这个非常时期，被人说闲话了不好。你也知道——苏联那边刚出了那么大的事，苏将军马上要带兵去西伯利亚，苏晚是他的侄女，她的一举一动都有无数双眼睛看着。我是她的直接领导，又在同一个系统里，被人拍到什么不该拍的，对她不好，对我也不好。”薛晓华从办公桌上拿起我被揉皱的西服外套，抖了抖，走过来递给我。她没有反驳。
“那如果下次还想见呢？”她问。
“下次就去外面。”我接过西服，套上袖子，“不在办公室，也不在宿舍。找个不会被拍到的地方。但平时在公开场合，我们还是正常工作关系——薛总和苏市长，该握手握手，该开会开会。”薛晓华听完，点了点头。那个点头很干脆，没有委屈，没有不满，是一个成年人在权衡利弊之后干脆利落地接受了现实。
“行。”她说，然后把一只手指竖起来，嘴角浮起一丝狡黠的笑，“不过还有一件事。”“什么事？”“我能不能跟苏红梅炫耀一下？”我系扣子的手停住了。
“炫耀什么？”“炫耀你今天下午在我这儿。”她歪了歪头，眼睛里的狡黠更浓了，“你是不知道，今天早上苏红梅给我打那个电话的时候有多得意——‘晓华啊，维民昨天晚上在我这儿，我刚给他做了早饭送他出门’——那语气，那腔调，像是她打赢了仗似的。我当然不能把细节说出去，我就是想让她知道——你苏红梅有早饭，我薛晓华有下午茶。”我看着她的表情——那种洋洋得意的、恨不得现在就拿起电话的样子，完全不像一个身家几十亿的董事长，倒像一个抢到了糖的小女孩。
“除了我们刚才那件事不许说，”我把最后一颗扣子扣好，“别的无所谓。”薛晓华脸上的笑容一下子放大了好几倍。她转身走到办公桌前，拿起手机，手指在屏幕上飞快地敲字。我不用看也知道收件人是谁。
我说完这句话，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苏红梅和薛晓华，这两个女人，一个是亨泰集团的掌门人，一个是华民集团的掌门人，年龄差了十几岁，在临江商场上斗了好多年——抢项目、抢资源、抢政策倾斜、抢临江第一民营企业的名头。亨泰要建六十层的总部大楼，华民就要建双子塔；亨泰要做商业综合体，华民就要做产业园。两个人谁也不服谁，谁都想压对方一头。但自从苏晚出现以后——自从这个京城苏家的千金大小姐以“秘书”身份空降到临江市府以后——苏红梅和薛晓华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种微妙的变化。
这种变化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共同的敌人出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