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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语说，每一个秘密行动，等待的日子都要比在天堂的时间多。对乔治·史迈利和托比·伊斯特哈斯来说——尽管两人的态度并不相同——从星期日傍晚到星期五之间的日日夜夜似乎数之不尽，而且绝对与来生无关。
他们并不完全遵守莫斯科规则，托比说，反而是严守乔治的战争规则。星期天晚上，他们两人都换了旅馆，也换了身份。史迈利撤退到旧城区一家附家具的出租公寓——雅卡；而托比则搬到城外一家糟糕透顶的汽车旅馆。自此而后，他们利用事先约定顺序的公共电话亭互通消息，如果需要见面，就选择人潮拥挤的公共场所，一起走一小段路，然后各奔东西。托比决定改变他的作息，尽可能不用汽车。他的任务是继续监视格里高利耶夫。一整个星期他都紧抱着先入为主的观念，认定格里高利耶夫享受过豪华的告白飨宴之后，一定会想再享用一回。为了防范于未然，他尽量看紧格里高利耶夫，但要完全紧迫盯人简直就是噩梦一场。例如，格里高利耶夫每天早晨七点四十五分离开家，走五分钟的路到大使馆。很好！托比就要安排一辆车在七点五十分准时通过那条街。如果格里高利耶夫用右手提公文包，托比就知道一切平安无事。但如果用的是左手，就代表“紧急状况”，必须在艾尔芬诺宫的花园里紧急会面，并从城里撤退。星期一和星期二，格里高利耶夫都只用右手提公文包走完全程。但星期三，天下着雪，他想把眼镜擦干净，因此停下来掏手帕，结果，托比一眼就看见公文包在左手，但当他火速在路口回转回来确认时，却看见格里高利耶夫像个疯子似的露齿微笑，对他摇着右手的公文包。据托比自己的说法，他简直要“心脏病发作”了。第二天，关键的星期四，托比和格里高利耶夫到城外的小村阿曼丁根，在车里会面，让两人可以面对面晤谈。一个小时之前，信差克拉斯基来过，带来卡拉的本周指令，托比看见他进到格里高利耶夫的住处。莫斯科来的指令呢？托比追问。格里高利耶夫心情恶劣，还有点儿醉意。他要一万元才愿意交出那封信，托比很火大，当场威胁要揭发格里高利耶夫；他威胁说要以公民的身份逮捕他，直接扭送警察局，控告他伪持瑞士国籍，滥用外交身份，违反瑞士税法，还有其他十五种罪名，包括好色与间谍罪。这招威胁恐吓的做法果然奏效，格里高利耶夫拿出信。信已经过处理，在每一行之间出现了秘密书写的文字。托比照了几张照片，然后交还格里高利耶夫。
当晚稍后，在乡间的一间小旅店里，托比把卡拉的信拿给史迈利看。卡拉从莫斯科送来的问题，充满了恳求的意味：“……多报告亚莉珊卓的外表与心理状态……她意识清楚吗？她笑了吗？她的笑是开心或悲伤？她个人的卫生习惯好吗？指甲是否干净，头发是否梳整？医师最近的诊断如何？他建议做其他的治疗吗？”
格里高利耶夫在阿曼丁根会晤中的失神，并非因为克拉斯基，并非因为这封信，更非因为写信的人。他说，他在签证部门工作的女朋友，直率地追问他每周五的行踪，这让他沮丧，酒醉。格里高利耶夫只能含含糊糊地回答，但他怀疑她是莫斯科的间谍，可能是教士所布的线，或者，更坏的情况，是来自苏联安全部门其他令人闻之丧胆的单位。托比听到这件事时，也同意他的看法，但觉得并没有说出口的必要。
“我告诉她，我不能再和她**，除非我能完全信任她。”格里高利耶夫一本正经地说，“我也无法决定，是不是应该带她一起到澳大利亚展开新生活。”
“乔治，这是个疯人院！”托比气急败坏地对史迈利说，此时史迈利正研究着卡拉那些热切恳求的问题，尽管是用俄文写的，“我的意思是，我们还能让水坝撑住多久不溃堤？这个家伙根本是疯子！”
“克拉斯基什么时候回莫斯科？”史迈利问。
“星期六中午。”
“在他离开之前，格里高利耶夫必须安排和他再见一面。他要告诉克拉斯基，说有特别的信息要交给他。很紧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