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绍辉的车队来了，六辆黑色的车排成一排，打头的是一辆劳斯莱斯，租的。村里的小孩追着车跑，尖叫笑闹，老人们站在路边指指点点，说老田家的闺女真有福气。
我被二婶扶着出了房门，走到堂屋。
我哥站在堂屋中间，穿着一身新买的中山装，领口的扣子系得整整齐齐。那件衣服我知道，是他提前半个月去县城百货大楼挑的，试了好几次才定下来。他站在那儿，背挺得笔直，脸上的表情很奇怪——他在笑，但眼睛是红的，眼底有一层薄薄的泪光，亮晶晶的，硬是没掉下来。
“哥。”我叫了他一声，嗓子哑得不成样子。
他走过来，伸手帮我整了整头冠，动作很轻，很慢，像是怕碰碎了什么似的。
“嫁过去好好的，”他说，声音很低，像砂纸摩擦铁皮发出的那种涩涩的响动，“日子是两个人过的，遇到事情多商量，别任性，也别委屈自己。”
“我知道了。”
“家里这边你放心，哥一个人能行。”
他顿了一下，似乎想说什么，但最后只是伸手按了按我的肩膀，转过身去，冲外头喊了一声：“吉时到——送亲！”
鞭炮又炸了起来，噼里啪啦，震天响。
我被扶着往外走，走到院子里，走到大门口。
按照村里规矩，新娘出门前要有一个“抓喜钱”的仪式——娘家人把喜钱放在托盘里端上来，新娘抓多少带走多少，寓意两家都好、财气进门。
我哥端着盘子走上来。
那是一个红色的塑料托盘，里面铺了一层红纸，上面码着整整齐齐的钞票，百元大钞，一沓一沓的，堆得满满当当，像一座小山。红彤彤的钞票在五月的阳光下格外扎眼，扎得人眼眶生疼。
盘子里的钱少说有三万块。
我看着他，他看着我。
院子里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看着我们兄妹俩。风从院门口吹进来，吹得红纸边角微微翘起来，哗啦哗啦地响。阳光打在那堆钞票上，红纸的反光映在我哥脸上，那张脸沟壑纵横，眼角的皱纹一道一道的，像被刀刻过一样，每一道都是二十年岁月压出来的。
他的手在抖。
托盘在他手里微微地颤着，那是一种控制不住的、生理性的颤抖。他的指节粗大变形，指甲缝里还嵌着洗不掉的机油痕迹，跟手里那堆崭新的钞票放在一起，怎么看怎么不协调。
他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没说话。
但他的眼神在说话——他在说：多拿点，拿多点，你拿得越多，哥心里越踏实。
我低头看着那盘钱。
三万块。
他一个月的工资不过四千出头，不吃不喝也得攒大半年。何况他还欠着债，老屋的屋顶今年又漏了一次还没来得及修，冰箱还是那台用了十年的老冰箱，他给自己买一件一百块的中山装都要反复掂量好几遍。
而这盘子里躺着的，是他能拿出来的所有。
我突然觉得喉咙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堵得死死的，喘不上气。眼眶里蓄了半天的泪，滚烫滚烫的，马上就要涌出来。
我深吸一口气。
然后我伸出手，捏住了一张。
一张。
就一张。
一百块钱，轻飘飘的，捏在指尖没什么分量。
我把它折了两下，塞进袖口的暗袋里，然后抬起头，看了我哥一眼。
“走吧。”我说。
我没叫他“哥”。
不是不想叫，是不敢叫。我怕那个字一出口，眼泪就再也憋不住了，我怕我会当着全村人的面嚎啕大哭，我怕我会把这张该死的红盖头扯下来，扑到他怀里说“哥，我不嫁了”。
我没有那样做。
我转过身，大步走出了院子。
身后，二婶喊了一声：“哎哟！颖颖你这孩子，咋就拿一张——再拿点再拿点！”
我没回头。
我不能回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