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梦见了那条河。
河水是浑浊的黄色，卷着泥沙向前奔涌。我站在河边，看着对岸的母亲抱着弟弟，他们的身影越来越模糊。我想喊，却发不出声音。醒来时，枕头湿了一片。
窗外，城市的霓虹灯透过廉价的窗帘，在天花板上投下诡异的光影。女儿小雨在我身边熟睡，小手还紧紧抓着我的衣角。凌晨三点十七分，我又一次在恐惧中惊醒。
这是我回到“家”的第三年。所谓的家，其实是我弟弟的房子。父亲去世后，这栋老房子自然归了他。我和小雨住在这里，每月交给弟媳两千五百元，美其名曰“生活费”。
“田颖，你都三十好几的人了，怎么还好意思带着孩子赖在娘家？”每次交钱时，弟媳王琳总会阴阳怪气地补上这么一句。
我在一家外贸公司做中层管理，月薪八千，拿出一大半给弟弟家，剩下的勉强够我和小雨的开销。同事们都不知道，白天在办公室里雷厉风行的田经理，晚上回到的只是一个十平米的房间。
“妈，舅舅说我的玩具太多了，占地方。”那天早上，小雨一边穿鞋一边小声说。她刚满六岁，却已经学会了看人脸色。
我心头一紧，蹲下身整理她的衣领：“没关系，妈妈晚上给你收拾。”
出门时，我瞥见弟弟和弟媳在厨房低声交谈，看到我立刻噤声。这种氛围我已经习惯了，但那天早上，空气中似乎弥漫着不同寻常的紧张。
到公司后，我试图全身心投入工作。季度报表需要审核，部门会议要准备，新来的实习生出了纰漏需要补救。只有在工作中，我才能暂时忘记自己的处境。
“田经理，总部来的视察组下周就到，这是接待方案，您过目一下。”助理小张递来一份文件。
我点点头，刚要说话，手机响了。屏幕上显示的是弟弟的号码，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
“姐，你今天早点回来，有事商量。”弟弟的语气异常严肃。
“什么事？我晚上可能要加班。”
“爸叫了调解员来家里，关于你和小雨住在这里的事。”
我的手指突然冰凉。父亲？他为什么要叫调解员？
整个下午，我心神不宁。邮件打错了好几个字，会议中也频频走神。部门的小李开玩笑问：“田姐，是不是谈恋爱了？这么魂不守舍的。”
我勉强笑了笑，心里却像压了块石头。父亲一向沉默寡言，自从母亲去世后，他更加少言寡语。我知道他对我和小雨住在弟弟家有所不满，但何至于叫调解员？
下班后，我匆匆接上小雨，乘公交回家。小雨一路上叽叽喳喳讲着幼儿园的趣事，我却一句也没听进去。
“妈，你看，门口有辆黑车。”小雨指着楼下的车辆叫道。
我的心沉了下去。
推开门，客厅里的气氛凝重得让人窒息。父亲坐在正中的沙发上，面色铁青。弟弟和弟媳分坐两侧，表情复杂。另一边，是一男一女两个陌生人，想必就是调解员。那女人约莫四十岁，干练的短发，男人年轻些，拿着笔记本。
“田女士是吧？我们是社区调解中心的。”年长的女性起身递来名片，“您父亲田大山先生向我们提出申请，希望调解关于您和您女儿居住问题的家庭矛盾。”
我点点头，让小雨先回房间。孩子敏感地察觉到空气中的紧张，紧紧抓着我的手不肯放。
“小雨，听话，先回房写作业。”我柔声劝道，好不容易才让她离开。
我刚坐下，父亲就开口了，声音沙哑而坚决：“小颖，今天当着调解员的面，我们把话说清楚。你和小雨在这里住了三年，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弟媳王琳插话：“姐，不是我们不容你，实在是家里太小了。强强马上要上小学了，需要自己的学习空间。”强强是他们的儿子，今年六岁，和小雨同岁。
我看向弟弟，他低着头，不敢与我对视。
“爸，您的意思呢？”我直接问父亲。
父亲深吸一口气：“我老了，养不起你们母女了。每月那点退休金，还要贴补你们两千多，我实在扛不住了。”
调解员小王记录着，李调解员则温和地看向我：“田女士，能说说您的情况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