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曼·卡夫卡一定是布拉格墓地里心情最复杂的一具骷髅。
此人生前的身份是一位成功的犹太文具商，另一身份是弗朗茨·卡夫卡的老爸。作为后者，他一直以粗暴的态度对待托庇在文学世界中的儿子，以至于后者曾写过一篇洋洋万言的《写给父亲的信》，作为抗争和声讨的檄文。
但直至一九二四年死去，卡夫卡也没把这封信寄到父亲手上。卡夫卡曾给自己这样一个总结：其实，我的本质，是恐惧。
恐惧是卡夫卡一生的文学母题，父亲的粗暴和亲人的冷漠令他恐惧，对父亲的粗暴和家人的冷漠做出反抗，同样令他恐惧。
然而多年以后，这个有着焦灼惊惧眼神的人成了布拉格的名片，卡夫卡的名字出现在广告上、T恤上、书店的招贴画上，甚至啤酒杯上。“卡夫卡”这个名字在布拉格几乎无处不在。而当年将“卡夫卡”注册为文具商标的赫尔曼，断然想不到自己的姓氏有一天却因那“不成器”的儿子而不朽。
“卡夫卡”在捷克语中意为“寒鸦”，中国俗称“老鸹”，捷克语我不懂，但根据老鸹的叫声，貌似“卡夫卡”是个象声词。粗暴践踏卡夫卡心灵的赫尔曼，扮演的就是老鸹的角色。在希伯来文里，“卡夫卡”是“穴鸟”，这正是属于他的角色，诉诸小说，就是永远进不去城堡的土地丈量员K，和《地洞》中的无名穴居生物，以及笼中的饥饿艺术家，永远彳亍永远焦虑永远没有安全感，即使是即将置身于婚姻这座城堡。
卡夫卡从来不缺少爱情，身高一米八二的忧郁帅哥在二十出头时就吸引了美丽的菲莉斯，随即两人谈婚论嫁，但很快就解除了婚约。愤怒的菲莉斯叫了几个剽悍姐妹以虚拟法庭的形式审判了奥地利陈世美。这一幕后被卡夫卡转化为文学形式，构成了《诉讼》的主体。之后卡夫卡又有过几次婚约，但都无一例外地被他解除，婚姻并不能给他安全感，相反还褫夺了灵与肉的双重自由，因此卡夫卡终其一生都游离于婚姻的城堡之外。
或许有些人天生不适合结婚，有着世上最焦灼灵魂的卡夫卡尤为不适合。毛姆在《月亮与六便士》中以绘画大师高更为原型塑造的斯特里克兰德，是卡夫卡的同类，只不过前者决绝，后者决绝加自责，也因此更敏感、更痛苦。
离世前一年，身染肺痨的卡夫卡在某疗养地看到了一位正在杀鱼的女孩，说了一句话就改变了她的一生。“如此美丽的一双手，却干着这么血腥而残忍的事。”卡夫卡说。女孩放下刀，红着脸消失了。翌日，老板嘟囔地说，朵拉要辞职，也不知道哪个孙子吃饱了撑的，说她的手不该杀鱼——
朵拉爱上了文学中年卡夫卡，爱情这味药让卡夫卡的病情暂时好转，然而不久就失效，卡夫卡病情恶化，并最终死在朵拉怀里。据说临死前他留给人类的最后文字是一组写给某个陌生小女孩的信——
卡夫卡在街上看到女孩伤心地哭，原因是心爱的洋娃娃丢了。卡夫卡安慰她，说洋娃娃没有丢，而是因为对人类的厌倦而出走，并信誓旦旦地说，它会写信给你的。伟大的作家临死前给自己揽了一个没稿费的累活儿，每天一封信，以洋娃娃的口吻，以一颗世界上最柔软最敏感的心灵，写洋娃娃在世界旅游的见闻，写洋娃娃对小主人的思念——最后一次见小女孩时，卡夫卡给了后者一只新的洋娃娃，娃娃的衣袋里有最后一封信，上面写着：请别感到意外，旅行改变了我的模样……
共产主义捷克时期，已经长眠多年的卡夫卡被打扮成“反资本主义的革命作家”；布拉格之春后，自由主义者又将之包装成“反极权反专制的文化斗士”，已成为作家的历史，和已成为历史的作家，都逃不脱任人涂抹的命运。然而清醒的人知道：卡夫卡是个以德语写作的捷克人，基督徒眼里的犹太人，奥地利国籍的布拉格人，以及意大利公司里的外籍小职员，这些相互悖谬的身份，注定了他就是个缺乏安全感、没有归属感，至死不能摆脱恐惧的焦虑症、孤独症患者。
“疾病”为他带来的唯一好处就是那些传世的作品，然而他连自己的作品都心怀恐惧，这或许就是他遗嘱好友马克斯·布洛德，让他烧掉所有书稿的原因。
若干年后，一个年轻的哥伦比亚记者在巴黎的小旅社里读到了变成甲壳虫的格里高尔·萨姆沙，兴奋地一跃而起，“原来小说可以这么写！”他叹道。
年轻人叫加西亚·马尔克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