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作”之后，还应该加上“阅读”。写作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阅读不可分割。写作当然不能阻止死亡，连延缓都做不到。但写作的确可以让你忘记或至少是忽视死亡。有人说所有的宗教都是因为试图解决人类的终极命运而产生的，那么写作也该是信仰的一种。人类历史中留存下来的无数作品，每个字都是作家们的灵魂碎片，由之组合成他们全须全尾的灵魂。每次去书店，指腹触摸着那些书脊，默念着那些名字，从未有过那是些死者的遗存的念头，甚至想当夜深人静时，毗邻而居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会不会自书架上跃下，很不贵族地争论起来。在这一层面上，虔诚的写作者是永生的，他们交还了上天赐予的肉身，灵魂存活于字里行间。而我与世间所有的读者，则通过阅读它们，感受着作者生命的延续。
古罗马诗人马提亚尔曾经说：“回忆过去的生活，无异于再活一次。”引述其诗时，余华说：“阅读他人的作品，也无异于再活一次。”忍不住续个狗尾——写出令自己满意的作品，假如足够多，也可以说是活过很多很多次了。哪怕贫困潦倒，哪怕不得付梓，哪怕化成纸浆，写作者文学生命的承传也无法被切断，时间之刃也无可奈何。
在奈保尔的短篇《布莱克·沃兹沃斯》里，那位想把一首诗以四分钱的价格卖给男孩的诗人，最终也没有卖出去哪怕一行诗，在结尾冻饿而死。然而我看到了诗人的“生命”在男孩身上的延续，从此男孩看到什么都想哭，“就像诗人一样，就是看到一朵牵牛花样的小花，都会哭出来”。
诗性最接近神性，假如发生在男孩身上的变化是一种疾病，那就是人世间最柔软、最无害、最值得接续下去的传染。
5
我也写过一些忧伤的故事。一个女孩五分钟前还在晾晒衣服，抻平皱褶，五分钟后就坠楼而下。一个忧伤的胖子借助当解剖老师的职务之便，将一枚颅骨据为己有，摩挲她，感知她，至于那是不是她的颅骨，有那么重要吗？生的终极是死，死的终极未必不是重生。我还把我的姥姥写进小说里，如今我一点儿也不怀疑那个早就死去多年的老人此刻就活在我的书里。我随时可以在书页中召唤她，就像多年前还是个幼童的我，喊着姥姥姥姥，看着她迈动那双小脚走向我，把我抱在怀里。她的气味、皮肤的温度、触感，都是属于活人的，死神再蛮横再冷酷，也做不到把她从我身边再夺走一次。
这也是我痴迷于文学的原因，柔弱的文学此时强大无匹，死神都束手无策，那些人世的黑暗与刀斧，更可以被视若无物了。巴别尔的肉体被“清洗”了，他的《骑兵军》还在被后人一遍遍阅读。布鲁诺·舒尔茨在街头被盖世太保“像狗一样”枪杀，凶手的名字已经烂腐在历史里，舒尔茨却到现在还徜徉在《鳄鱼街》上，驻足凝视着“父亲”像鸟扑动羽翼般振臂欲飞。
6
焚书者从来不比书命长。
《过于喧嚣的孤独》中的老打包工，每日的工作就是将一些被权力认为不该存在的书籍甄选出，打包后送往造纸厂化为纸浆。单调而无意义，甚至这工作本身就可说是参与了某种罪行。老打包工汉嘉的反抗方式是温和却富有潜流般的力量的——他开始偷书，并阅读它们，与耶稣老子做灵魂之谈。偷书藏书只是第一步，阅读才是真正的拯救之举，拯救人类精神的遗珠，拯救他自己。老汉嘉最后把自己与书打进包里，沉静地步入死亡之境。汉嘉与他的缔造者，捷克作家赫拉巴尔，同为直面死亡时的胜者——
“我为写作这本书而活着，并为它推迟了死亡。”赫拉巴尔说。
我也想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