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年（1931年）春，中国东北—广西柳州。
凛冽的寒风卷着残雪，呼啸在长白山脉的原始林海之间。在这片人迹罕至的雪原深处，一场隐秘的力量集结与训练正在紧张进行。李幼邻布下的暗棋，经过近一年的潜行与经营，已在关外这片即将引爆的火药桶下，悄然织就了一张无形之网。
自去年秋末始，南宁警卫军第一师精锐，在师长韦镇南率领下，历经数月艰苦跋涉与周密伪装，成功渗透至吉林、辽宁东部的长白山区，并与活跃在此地的多支朝鲜独立军（又称高丽革命军）部队取得了联系。
初次接触时，独立军官兵对这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却身份神秘的“中国人”充满警惕。但当师长韦镇南出示了李幼邻亲笔签署的、用汉文与朝鲜文双语书写的信函，并展示了随队运抵的大批汉阳造步枪、哈奇开斯轻机枪及弹药后，疑虑迅速被狂喜取代。对于缺枪少弹的独立军而言，这批武器无疑是雪中送炭。
很快，以警卫一师官兵为骨干的“军事顾问团”迅速展开工作。他们选择在安图、抚松、长白三县交界处的密林深处，依托天然洞穴和伐木工棚，建立了数个极其隐蔽的营地。教官们结合东北地形和日军战术特点，为独立军开设了游击战术、爆破、侦察、狙击、土工作业等强化训练班。训练严格而实用，极大地提升了独立军的战术素养。同时，一师各部也化整为零，以营连为单位，分散驻扎于预设阵地，一边熟悉环境，一边保持战备。
几乎在警卫一师深入山林的同时，由师长梁怀祖率领的警卫第二师，则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渗透方式。他们携带着李幼邻通过南方银行调集的300万大洋巨款，目标直指东北的政治经济中心——奉天（沈阳）、长春、大连等大城市。
二师官兵脱下军装，换上长衫或西装，凭借充足的资金和精心的策划，迅速在各大城市立足：
奉天：开设“隆昌号”商行，经营皮货、药材，与东北军后勤部门建立商业往来；入股“福安旅馆”，成为信息交汇点；资助一家德国诊所，建立医疗掩护和情报传递站。
长春：收购一家濒临倒闭的机械修理厂，以此为掩护，结交东北军辎重部队的军官，甚至通过重金贿赂和巧妙运作，获得了三个保安团的正式编制，部分骨干得以合法持有武器、驻扎要地。
大连： 利用日占区的特殊环境，以法国天主教会为中介，开设一家“国际书店”，作为观察日本动向和联络海外的窗口。
这张以商业、医疗、宗教为掩护的情报网，如同敏感的神经末梢，悄然延伸至东北的军政商界，源源不断地将各类情报加密发回柳州。师长梁怀祖坐镇奉天，统筹全局。
时间进入1931年初。春节刚过，关东大地依然冰封，但政治空气已异常紧张。
由于此前李幼邻在上海对日资银行的精准打击（劫掠巨款）叠加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日本国内经济凋敝，社会矛盾急剧激化，军国主义势力更加猖獗。陆军内部，“统制派”与“皇道派”争斗白热化。在此背景下，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和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中佐，认为“外部危机”是解决内部纷争、推动“满蒙问题”解决的绝佳时机，加紧了其“独走”计划——即武力占领中国东北的策划。
2月下旬至3月初，关东军各部队开始出现异常调动：驻旅顺、辽阳的部队频繁举行夜间演习，弹药发放量激增；奉天日本守备队加强了城郊工事的修筑；一些随军“在乡军人”（预备役）被秘密召回。这些看似零散的动向，未能瞒过已深深扎根的警卫第二师的“眼睛”。
3月5日，一份加急密电从奉天“隆昌号”商行的密室发出，直达柳州李幼邻的案头：“日关东军异动频繁，兵力、弹药集结，似有大规模军事行动征兆，目标疑为东北军驻地或要隘。情势危急，乞示。”
柳州，李幼邻的指挥部内气氛凝重。他盯着地图上的东北，结合历史记忆，瞬间明白——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策划的“九一八”事变，很可能要提前上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