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煜已经连续好几周没睡好觉了。
他坐在自己律师事务所的办公椅上，面前摊着一份刚打印出来的举报材料。标题是《关于凌氏集团涉嫌关联交易及违规担保的举报信》，正文洋洋洒洒好几页，每一段都引用了《公司法》和《证券法》的相关条款，措辞严谨，逻辑严密，是他作为海城最年轻的一级律师所能写出的最漂亮的檄文。举报信的附件包括凌氏集团近三年的银行贷款合同复印件、港口并购案的内部备忘录、以及一份他从凌若澜办公室废纸篓里拼凑出来的碎纸文件——上面有凌岳的亲笔签名。他把这些材料用牛皮纸档案袋封好，收件人写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城监管局”。他已经准备好了——只要把这个档案袋寄出去，凌氏集团的股价至少跌两个点，港口并购案会被监管层叫停，凌岳就算不坐牢也会被终身市场禁入。他做这些不是为了钱，不是为了正义。是为了一个女人。
他站起来走到办公室落地窗前。窗外是海城CBD的天际线，对面那栋银色玻璃幕墙大楼就是凌氏集团总部。他每次站在这里都能看到那栋楼的顶层——凌若澜的办公室。他知道她每天早上准时到达，知道她加班到深夜时会把百叶窗合上只留一盏台灯，知道她怀孕后开始穿平底鞋。他恨自己知道这么多。他和凌若澜认识近十年了——从法学院校友聚会开始，他是比她大几届的师兄，她当时还在读本科，穿着白衬衫黑裙子，一头刚到耳垂的短发，眼神比任何男生都冷。他在那次聚会上跟她聊了二十分钟的公司法修正案，她从头到尾没有笑过一次，只是在最后说了句“你刚才说的第三点引错了司法解释”。他回家翻了一整晚法条，发现她是对的。从那天起他就知道自己完蛋了。后来他进了海城最大的律所，她进了凌氏集团。他在无数次商业谈判中坐在她对面，看她用比他更精准的法条把他逼到墙角。他从来没有赢过她一次。但他从来不介意输给她——因为他每次输给她之后她都会在散会时对他点一下头，那个点头比任何客户给的感谢都让他觉得这一天没白活。
去年他终于鼓起勇气约她吃饭。不是商务餐，是私人晚餐。她答应了。他在餐厅订了最贵的红酒，穿了新买的西装，把所有想说的话在脑子里排练了很多遍。但她那天晚上迟到了四十分钟，坐下时脸色苍白，说公司临时有事。整顿饭她只喝了一杯矿泉水，吃了两口沙拉。他问她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她说“没事，习惯了”。他送她回家时在车里放了她在校友群里唯一提过一次的巴赫，她靠在副驾头枕上闭着眼说她弟弟最近出了点事。他问什么事，她没回答。后来他才知道那晚凌若辰在帝澜会所被抓了。他不知道的是同一晚她站在更衣室门缝外，看着自己的弟弟和继母在浴室里做爱，然后回到自己房间，躺在床上夹着被角，叫了一声。
他把额头贴在冰凉的玻璃上，闭上眼。然后他回到办公桌前拿起档案袋，推开办公室门。秘书在走廊里追上来说：“何律师，您下午约了凌氏集团的凌总见面。”他把档案袋夹在腋下，淡淡回了句“我知道”。
下午三点，海城CBD一家私人会所的茶室。
何煜先到。他选了一个靠窗的包间，落地窗外是海城江，江面上有几艘游艇缓缓驶过，阳光在水面上碎成一片金鳞。他穿着深蓝色定制西装，白色衬衫，深灰色领带——是那条凌若澜曾经在法庭上夸过的领带，她当时只是淡淡地说“这条领带颜色不错”，但他在之后好几年所有重要场合都系同一条。他面前放着一杯没碰过的碧螺春，茶香在空气里逐渐冷却。他手里攥着那个牛皮纸档案袋，指节泛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