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城市纪委门口，下午三点。齐雅琳已经在车里坐了很久。她今天没有去报社，没有开编前会，没有签版。她穿着一件米白色风衣，里面是黑色高领针织衫和深灰西装裤，脚上一双黑色中跟鞋。头发盘成利落的短发，鬓角碎发用一字夹别在耳后。脸上的妆是今天早上在家里的洗手间对着镜子画的，粉底比平时厚了一层，遮住了眼角因为整夜失眠熬出来的红血丝。口红涂的是豆沙色——不是她最喜欢的正红，是她每次陪谢良成出席官方场合时专用颜色。他说这个颜色端庄，正红太艳，不适合干部家属。她今天本来不想涂这个颜色，但在洗手间里对着镜子犹豫了好久，最后还是拧开了那支豆沙色唇膏。她用这支唇膏陪他出席了二十多年所有需要她微笑的场合，今天最后一次，用它和他告别。挡风玻璃外，纪委大楼的灰色花岗岩外墙在午后的阳光下泛着冷硬的金属光泽。大门两侧各挂一块白底黑字的牌子——“中国共产党海城市纪律检查委员会”、“海城市监察委员会”。她以前每次来接谢良成下班，都会把车停在这两块牌子正对面，然后给他发条微信：我在楼下。他回：十分钟。有时候十分钟，有时候半小时，有时候她说“要不要上来等你”，他说“不用，办公室里不方便”。现在她知道为什么不方便了——马丽的工位就在他办公室隔壁。今天下午，谢良成已经在里面被约谈很久了。
起因是一封匿名举报信。信的内容她不知道，但上午纪工委的王主任打电话给她说请她配合调查，问她是否知晓其丈夫谢良成收受凌氏集团关联企业贿赂一事。她说不知道。王主任又问：你去年在慈善拍卖会上拍得的那条钻石项链，付款方是谢良成同志的个人账户，但该账户的资金来源我们正在核查。你能否提供这条项链的购买凭证？她说项链在家里保险柜，她今天下午送过来。其实项链不在保险柜。项链在她副驾座椅上的手提包里，装在一个黑色丝绒首饰盒中。她今天是来交还这条项链的——不只是交还项链，是交还这个姓。和纪委的人谈完后她回到车里，没有发动引擎。她只是坐在驾驶座上，从手提包里拿出那个黑色丝绒首饰盒打开。钻石项链在午后的阳光下折射出冷白色的火彩，每一颗钻石都切割得完美无瑕，链扣内侧刻着极小的一行字——“Cartier”。她看着这行字，忽然想起谢良成给她戴上这条项链的那个晚上。他站在她身后，把项链绕过她的脖子，扣上链扣，然后低头在她后颈上轻轻吻了一下。她说“这么贵的东西，你哪来那么多钱”。他说“年底绩效奖金攒的，你这些年辛苦了”。她信了。她当时穿着一条黑色晚礼服，戴着这条项链站在慈善拍卖会的镁光灯下，对着镜头微笑。拍卖会结束后谢良成挽着她的手走出酒店，在车上问她“开心吗”，她说“开心”。他说“以后每年都给你买一条”。
她拿起手机，拨了凌若辰的号码。对方接得很快。
“谢太太。”
“凌总。我今天下午在纪委把项链交了。”她的声音很平静，像是在陈述一桩与己无关的新闻稿。
“他交代了吗。”
“我不知道。王主任只问了我项链的事。我说是他用个人账户付的，我不知道资金来源。他们没有再追问——大概他们早就查清楚了，只是需要我亲口确认。我在纪委门口坐了很久。现在我知道他每次说办公室里不方便，不是因为工作忙——是因为马丽的工位在他隔壁。我用了很久才学会说这个词。马丽。情妇。第三者。我以前在报纸上写过无数次这些词，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会用在自己身上。”
“你现在在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