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康复医院，凌晨三点。沈媚已经在病床前守了整整两天两夜。窗外是三亚湾的夜色，椰子树在暖风里轻轻摇晃，海浪拍岸的声音从半开的窗户里传进来，混着心电监护仪越来越微弱的滴滴声。凌岳躺在病床上，身上插满了管子，呼吸机有节奏地起伏，每一下都比前一下更轻更慢。他昏迷了很久，偶尔清醒时也说不清话，只能用还能动的那只手握着沈媚的手，嘴唇无声地翕动着，像是在说什么——但她凑近去听，永远只有含糊的几个音节，拼不成任何完整的句子。她知道他想叫的是谁的名字。不是她，是凌若辰的生母。她嫁进凌家这么多年，他一直忘不掉那个女人。她在他的保险柜里放了很多年前妻的遗照，每天下班回来在书房对着那张照片发呆，每次喝醉了倒在沙发上叫的都是前妻的名字。她从来不怪他——她知道他这辈子最爱的女人不是她，但她是他这辈子唯一愿意一起生活到最后的女人。
心电监护仪的滴滴声忽然变了节奏，从缓慢的节律变成一道长长的、刺耳的直线。值班医生快步进来检查了瞳孔和脉搏，然后摘下口罩看了她一眼。她点了点头。医生在死亡证明上签了字，护士开始撤掉呼吸机管子。沈媚坐在床边的陪护椅上，把凌岳的手轻轻放在他胸前，把他无名指上那枚旧婚戒转了一圈——这是他戴了一辈子的戒指，戒面已经磨损得看不清原来的刻字，但依然箍在他枯瘦的指节上。她弯下腰在他耳边说了一句只有两人能听到的话，然后把他心口位置那颗凌若辰小时候掉下的乳牙——她上次从三亚带回海城又带来的——轻轻放在他手心里，让他握紧。她站起来开始收拾病房里的遗物。床头柜上放着凌岳每次出差都会带的旧相框，相框里不是她的照片，是前妻的。她把相框放进自己行李箱的最深处，和那枚她嫁进凌家时戴的旧婚戒放在一起。窗外海浪还在拍岸。
海城西郊，凌家墓园。葬礼很安静，没有大操大办，只请了直系亲属和几位还健在的老朋友。沈媚穿着一件黑色旗袍，领口别着凌岳生前送她的最后一枚珍珠胸针——那枚针尖歪了，每次扎穿旗袍都扎歪，扎穿了还留下锈迹，后来她再也没戴过。今天她重新戴上，不是原谅，是告别。她站在墓碑前看着大理石碑面上凌岳的名字和生卒年份，手里捧着他的骨灰盒。骨灰盒是深褐色的紫檀木，很轻很凉，盒面上刻着他的名字。
凌若辰站在她旁边，穿着黑色西装，桃花眼半垂着，没有流泪。他从十六岁起就不在这个男人面前掉眼泪了——那年凌岳在饭桌上摔筷子砸碎了他生母留给他的旧怀表，他从地上把碎玻璃一片片捡起来，手被割破了好几道口子，没哭。后来他在帝澜被顾清岚用手电筒照到硬了也没哭，现在他的父亲终于被装进这只他早就选定的骨灰盒，他更不需要哭。他只是从沈媚手中接过骨灰盒，弯下腰亲手放进墓穴，然后退后一步。
凌若澜站在他另一侧，抱着刚满几个月的女儿。女儿在襁褓里安静地睡着，小拳头攥着若澜的衣领，完全不知道她妈妈正在把她爷爷的骨灰放进土里。若澜低头看着墓碑上的字，眼泪从眼眶里滑下来，无声地流过她嘴角那道以前凌岳打碎玻璃杯划伤后留下极淡旧疤的位置，滴在婴儿襁褓边缘。她不是哭他死——是哭他从来没对她说过一句“你很优秀”。她从小到大每次考第一名他都说“还不够好”，每次在董事会上否决他的提案他都说“你管好你自己的部门”，每次她觉得父亲终于会正眼看自己一次时，他都会叫小辰的名字。后来她不再期待了，把所有的期待全换成了港口案审计报告的签字栏里她自己的签名。现在他的墓穴合上之前，她把自己签过的港口案终稿埋在土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