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曼殊抛开政界要人的纠缠，和南社诸友参与《太平洋报》的编务工作。苏曼殊暂居于苏州河以北七浦路柳亚子租的寓所，同住的还有朱少屏。福州路一侧的望平街有“报馆街”之称，4月1日创刊的《太平洋报》即坐落于此。当时的上海新闻界报馆林立，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了百余家报纸刊物，其中与《太平洋报》媲美的还有《民呼报》、《民立报》、《大共和报》等，而这些报纸的主持人如于右任、宋教仁、章士钊、黄侃、包天笑等都是苏曼殊的好友。
《太平洋报》中大半是南社人物，社长姚雨平，经理朱少屏，文艺编辑柳亚子。
在这短暂的时期，苏曼殊进入了其创作的高峰期。苏曼殊将自己在南洋时创作的小说《断鸿零雁记》在该报上再次发表，这使他声誉大振，迅速跻身著名作家行列，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据说，后来成为弘一法师的李叔同就曾为该小说润过色，两人被当时同事称为“南社二僧”。不过奇怪的是，人们至今没有找到有关他俩直接往来的确切史料。
李叔同与苏曼殊都是《太平洋报》的主笔，又都擅长美术，他俩的交往应该是无可置疑的。在文学性的传记里，他们的交往是有的，但不可作为正史来对待。不过，我们仍可在一些旁证材料中捕捉他俩交游过往的影子。
当时南北议和已经达成，“杏花春雨，滴沥增悲”，柳亚子曾说：“合议既成，莽操尸位，党人无所发抒，则麇集海上，日夕歌呼北里。”《太平洋报》编辑多为南社同人，他们在编辑之余，经常出入于歌廊酒肆之间，“或使酒骂座，或题诗品伎，不脱东林复社公子哥儿的习气”。苏曼殊虽早已出家，却也混迹其中。据柳亚子回忆：
每天都有饭局，不是吃花酒，便是吃西菜，吃中菜。
西菜在岭南楼和粤华楼吃，中菜在杏花楼吃，发起人总是曼殊。
于右任回忆道：
曼殊于歌台曲院，无所不至。视群妓之尤，如梨花馆、好好、张娟娟等，每呼之侑酒。高士之于名花小鸟，心赏目娱，皆成悟悦。与言政事，则辄曰：“不成问题。”继是即作风花语矣。
当然，于右任似乎忘记了，苏曼殊最常叫的还有花雪南，这个阔别多年的女友如今和他已成挚友。花雪南虽在风尘，但是南社众人与苏曼殊也并未轻看她。好友包天笑的《海上蜃楼》、姚鹓雏的《恨海孤舟记》都有涉及诸友的吃花酒活动。
这倒是一点也不奇怪。怪的是唯李叔同孤高自恃，绝不参与。
李叔同绝不参与和苏曼殊的次次参与都是真性情的流露。不过我们怎么看两人的这种差异，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了。
而据两人的相互评价来看，他们的关系似乎颇有意味。
苏曼殊对李叔同目前只有一则材料，就是他对李叔同等当年在春柳社演出活动的言论，其中似乎颇有微词。他在《燕影剧谈》中说：前数年东京留学者创春柳社，以提倡新剧自命，曾演《黑奴吁天录》、《茶花女遗事》、《新蝶梦》、《血蓑衣》、《生相怜》诸剧，都属幼稚，无甚可观，兼时作粗劣语句，盖多浮躁少年羼入耳。
从大量史料来看，春柳社作为中国近代戏剧的开创剧团，当年在中国和日本戏剧界都广获好评，原因之一就在于新和西方化。
而苏曼殊如此评说，似乎只是从观剧者本身的感受出发，亦算他的“一家之言”，只是不知道作为演员的李叔同听到后是不是会火冒三丈。
李叔同与苏曼殊的交谊里还有一个十分有意思的情节，这就是柳亚子在《苏曼殊研究》里提到的《汾堤吊梦图》的由来：《汾堤吊梦图》的事情，大概是如此，《太平洋报》社的广告主任是李息霜（即李叔同，作者注），住报社三楼，有一房间，布置甚精，息霜善画，画具都完备。有一天楚伧不知如何趁息霜不在报社时，把曼殊骗到此房间内，关了门画成此画。但未必是完全硬骗，盖楚伧索曼殊画，曼殊恒以无静室及画具为辞，楚伧引彼至此房间内，一切都完备，且言，如嫌外人闯入，可以关门，于是曼殊无所藉口，不能不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