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10日，就在苏曼殊还在爪哇岛四处游历之时，武昌却已经打响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枪。国内政局从此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与之前沉闷的茫茫黑夜不同的是，这一声枪响，彻底加速了风雨飘摇的清廷的败亡，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至此宣告终结。其后各省纷纷宣布独立，首鼠两端的清廷重臣袁世凯也开始逼迫清帝退位，革命者的春天似乎已经到来。
然而，1912年的这个春天似乎来得有些迟了。或者说，武昌起义的炮声尚未停息，革命就像一个早产的孩子，已经卷入了各派的疯抢和纷争之中。
站队伍？没那习惯
支持谁不支持谁，在当时是很现实的问题。临时政府建立时出现的几十个政党，对刚刚回国的苏曼殊来说，实在难以选择。苏曼殊作为文艺界、佛教界、革命阵营中的名人，虽然他和革命若即若离，但若能争取到这样一个人，各党还是觉得会为本党增色不少。
这其中，有竞争力的有三家：孙中山的同盟会、刚刚失去陶成章的光复会、章太炎的中华民国联合会。陶成章死后，章太炎变成了反对孙中山最激烈的一个。他不仅公开和孙中山分庭抗礼，还自己组建政党，成了革命队伍中的离心力量。
1912年4月2日，苏曼殊满怀喜悦地踏上祖国土地。不过，迎接他的不是陶成章、章太炎这些昔日好友，而只是柳亚子、马君武、叶楚伧等南社好友。上海附近炮声零星响起，苏曼殊感到，大清朝倒是没了，可事情远没有这样简单。
袁世凯成功逼迫孙中山让出临时大总统之位，并着手组织自己的内阁。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有多少苏曼殊的友人跻身于新政府的各个部门，高官厚禄，峨冠博带，以革命功臣自居，殊不知，所谓的革命果实早已不在自己的手里了。首先感受到这种异变的恐怕就是站在外围观望的南社诸友们，事实上，从袁世凯坚持定都北京、着手组织新内阁那时起，很多人就感受到其中的不同寻常。然而，面对袁世凯翻云覆雨的手腕，再加上立宪派和旧官僚的拆台，辛亥革命只不过是彻底地剪掉了一条大辫子，便急不可耐地和旧官僚握手言和、称兄道弟。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骨气有余，然终归能力有限。
面对急转直下的严峻形势，苏曼殊心灰意冷，狂热的建国**落入冰窟之中。这种失望之情其实是不难推测的。想想，某衙门督抚把屋檐的瓦片挑落两块，摇身一变就成了革命的都督。挂羊头卖狗肉地高喊几声民主、平等之后，一切还是在原封不动地运作，不过是大家重新排定座次而已，跟老百姓一点相干没有。
当时纷乱的时局下，如果苏曼殊想要谋得一官半职或者是弄点钱财是很容易的。之前也说了，苏曼殊也是各党争夺的焦点，而他本人却“冥鸿物外，足未尝一履其门”，谁都不求，谁求也不去。
苏曼殊曾在文章中故意将“众议院议员”写成“众蚁院蚁员”，并在一幅《螃蟹》的漫画上，题写“大有横行意，青袍误此身”这样的诗句。
戴启钧《在曼殊说集跋》中说：
窃观鼎革之际，一时英俊，各据高位骄人，下焉且奔走权贵，以求升斗之禄。智者如曼殊，独视名利若浮云，优游物外，或以情痴目之，曼殊未尝失其节也。
革命成功，大家奔走相告，求的竟不过是养尊处优、捞点好处。苏曼殊看到许多革命党人为了争位子、争钱财而不择手段，他的心再次遭受打击，也对革命的目的充满了怀疑。苏曼殊在自己的书信中专门提到说：“昨天在海上碰到本家的弟弟，听老家的人谈我已经还俗了并且做了什么官、什么党、什么会，这都是瞎说，我的性格这么懒惰怎么可能去厕身于四间房呢？”
他在《燕子龛随笔》里记录过这两句话：南雷有言，“人而不甘寂寞，何事不可为”、“笼鸡有食汤刀近，野鹤无粮天地宽”。
革命成功，苏曼殊自然欣喜，而庆祝的方式是想约朋友“痛饮十日”，“然后向千山万山之外听风望月”，仅此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