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之后，面对熙熙攘攘的人群，你是否会回想起，第一次走进苏曼殊的内心时所打的那个遥远的寒噤。
那一天，“雨月，整个城市使它感到气恼/它从瓮中把大量阴暗的寒冷/洒向附近墓地的苍白的亡魂/把一片死气罩住多雾的市郊。”（波德莱尔《忧郁》）整个城市笼罩在雨、雾、阴暗、寒冷之中，忧郁随之产生。
时间就像是在转圈圈，我们都会回到刚开始的时候。有一种忧郁，周而复始。就像是波德莱尔痛苦地面对着“巴黎的忧郁”，在那个“世纪病”泛滥的年代，有一个孤独的过客在体味着现代性的“上海的忧郁”（苏曼殊曾多次辗转于上海）。流布于西方和东方的这种孤独感，来源于他们对社会人生的现状与未来的担忧。而苏曼殊的特别之处在于：在中西文化碰撞、新旧制度交替、传统与革新的临界点上，道与言不再是主题，只有“那消逝，以及消逝本身作为现代性的忧郁（melancholia）成为主题”，“仅仅是让消逝
保持为消逝”（夏可君1语），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一个忧郁的苏曼殊。
郁达夫曾指出：“苏曼殊的名氏，在中国的文学史上，早已是不朽的了……他的译诗，比他自作的诗好，他的诗比他的画好，他的画比他的小说好，而他的浪漫气质，由这一种浪漫气质而来的行动风度，比他的一切都要好。”（《杂评曼殊的作品》）从某种意义上讲，苏曼殊这种复杂的浪漫气质和行动风度，浸润出了他奇特的生活风范和强烈的个性表现，在同时代创造了一种绝对的现代性的忧郁和孤独。
他“厉高节”、“抗浮云”的处世态度，不仅影响了身边的朋友，也感染了当时很多知识分子的风度、道德和思维方式。他去世后，许多青年人赴其墓地凭吊、读他的作品、搜集他的诗画，更有甚者，一些女学生在蚊帐内悬挂他的照片，自诩为他作品中的女主角，为他洒泪。“五四”后的很多青年人盲目地崇拜他，认为他做的东西，什么都是好的，甚至为此不惜与当时的名家如胡适等反目（因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未提到苏曼殊）。在苏曼殊在世及离世后的一二十年中，求他诗画的人络绎不绝，“遗文剩墨，尤其为书贾居奇”，他的各种集子一版再版，销量几乎打破了一切普通书籍的销售纪录，一时为出版界的空前盛况2。而相对于他的作品，他数不清的轶事、丰富的人生经历和奇特人格更加引人注目，他被人们尊为诗僧、画僧、革命僧、情僧。
苏曼殊是诗僧、情僧。他从小身世凄苦，一出生母亲便改嫁，1夏可君，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2更多情况见柳亚子1943年编的《曼殊大师纪念集》。
注释
而由于中日混血儿的身份，他回到广东老家后备受欺凌，一次生病后竟被弃置于柴房等死。初恋情人为他跳海自杀，他一生三次遁入空门，周旋于无数烟花女子之间，和她们结为知己。在他短暂的生命中，出现过很多美貌的女子，爱他的，他爱的：雪鸿、静子、佩珊、金凤、百助枫子、张娟娟、花雪南……而他，一面像是体验着爱情的美好，一面又逃避爱情。不同于其他和尚的苦禅，他修的是情禅。他认定欲望的实现便是爱情的失败，因此崇尚所谓的精神恋爱。陈独秀曾说他“是大有情人，又是大无情人，有情说他也谈恋爱，无情说他当和尚”。
他从小没好好学过中文，十三岁时汉语水平还很低。对于诗，开始时连平仄押韵都不懂，但他勤学多练，还常常请教好友陈独秀、章太炎。也许正是其凄苦的遭遇和他的“真情”，使他的诗作富有天才、灵性和浪漫气质。他以情诗见长，缠绵真挚，写男女情事，却包含着僧俗的冲突，浓郁而克制的感情，沉着而宁静。他不写则已，一写便是以数十首组诗的“恋情史诗”来记述一段恋情的始终，如《东居杂诗十九首》、《本事诗》（十首）、《无题》（八首）等。这些诗大都是给和他相处的女子的赠作，每首背后都能看到他的深情与无奈、挣扎与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