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湾来了新的扛把子
1906年元旦，苏曼殊和大名鼎鼎的国学大师刘师培及好友陈独秀一起东渡日本，这是苏曼殊自1903年回国后第一次返日。刘师培的声名鹊起是因为他刚刚写过《中国民族志》、《攘书》等一些反清的小册子，成为仅次于章太炎的反清舆论领袖。
刘师培的舞文弄墨显然让清廷感到不悦，听到风声的刘师培和苏曼殊、陈独秀赶紧跑路，他们这一行要见的人就是孙中山。
孙中山拉起了队伍，在笔杆子上却出了问题，革命的指导思想是什么？这个问题变得极为紧迫。我们都知道枪杆子的重要性，但是对于一个革命党来说，用笔来建立自己的合法性也同等重要。袁世凯最后的失败也在一个侧面告诉我们，别得罪文人，也别乱听文人的鼓吹。
苏曼殊东渡日本，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帮助革命党建立指导思想，让大家知道为什么要革命、怎么革命。
当时的《民报》社人才济济，有张继、宋教仁、陶成章、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等，都是后来民国时期的著名人物，但是大家有的主张西方的民族革命思想，有的推崇日本的君主体制，有的主张起义，有的倾向暗杀，思想极不统一。孙中山认为，身为宣传机构的机关报《民报》尚且如此，成员中的思想混乱情况或许更甚。
这样的状况怎么可能和保皇党、立宪派抗衡呢？所以，统一思想是根本大事。
恰值该年六月，章太炎从狱中获释，孙中山邀其前往日本，加入同盟会并主编《民报》。苏曼殊和章太炎也算是老友了，章太炎在狱中潜心佛学，苏曼殊则是游历东南、南亚诸地，此番见面，感情自然不同于1903年前后在青年会时的情形。经过二人讨论，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发表演说，这次演讲算是苏、章二人为同盟会思想定的一个基调。
演讲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第一，为什么要以佛教促进道德、推动革命？苏、章二人认为，佛教不仅在社会道德上重要，在革命军的道德上也十分重要。
民族、民主革命都需要佛教的道德来推进，而孔教、基督教都不适用于革命事业。佛教的华严宗和法相宗对于培养革命党人“大勇无畏”、“众志成城”的精神十分有益。二人举的例证也很有针对性：断言明末气节之士抗清而矢志不变者，其精神支柱不是佛学，就是王阳明的心学，而归根到底，王学的精神解放主张还是源于佛学；日本的明治维新，亦由王学为其先导。而学佛学也不是什么都学，而是学禅宗。禅宗的理论可归结为“自心是佛”、“顿悟成佛”、“无念为宗”这三条，苏、章二人总结为“自贵其心”。
在两人看来，学习禅宗，有利于解放思想，确立一往无前的大无畏精神，章太炎慷慨激昂地说，这样的革命志士，“排除生死，旁若无人，布衣麻鞋，径行独往，上无政党猥贱之操，下无懦夫奋矜之气，以此揭橥，庶于中国前途有益。”这样的精神状态，这种蹈死如饴的志士仁人，正是当时反抗清廷的革命派所急需的。
第二，佛教有利于增进国民道德。在苏、章看来，国民道德衰败的后果很严重。周公、孔子、宋明理学等儒家学说，对于增进国民道德没有什么实际用处，因为民心里的“五心”——“畏死心”、“拜金心”、“奴隶心”、“退屈心”、“德色心”都在衰败。只有依靠佛教的“无生”、“平等”、“众生皆佛”等这样的观点才能拯救人心。苏、章二人认为，华严宗主张普度众生，头目脑髓都可以施舍给人，这在道德上多么珍贵，法相宗则主张万法惟心，在自我意识中修行。而儒学最大的毛病就是使人不脱离富贵利禄的思想。所以革命派人士要研习佛学，一心一意投入颠覆清廷的斗争中去，不要追求功名利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