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一旦产生，便意味着个体向奉行战斗的集体主义群体的融合。当时的留学生们，既勇敢而坚定地呼唤革命春天的早日到来，又难以排遣漂流在外的内心孤寂，这时候不断高涨的革命活动的开展，让青年们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之中。当自己也成为大众的一员时，他便感到了个人融合在革命集体中的喜悦和幸福了。
这便是这一代留日学生革命先行者以及“五四”一代青年人所共有的一种心灵历程：他们摆脱了知识个体的孤寂与彷徨，在革命集体中找到了自己的归宿，感到了生命的充实、喜悦和自豪。这是典型的时代情绪。
从“我”到“我们”的转变，是苏曼殊这一时期最典型的思想特征。
回到横滨的苏曼殊少了笑容，变得冷漠和不善言辞。他时常着僧袍穿梭在校园，听课、看书，或是旁若无人地诵经，同学都把他看为奇人。他不时走亲访友，却从未再回樱山村。
时间来到了1902年，十九岁的苏曼殊在横滨大同学校毕业前夕，与张文渭、苏维翰一起到达东京准备报考高等师范学校。但是这所学校属于官立学校，必须要公使馆保证，而公使馆又要横滨中华会馆董事担保，诸多刁难，手续烦琐。年少气盛的苏曼殊、张文渭没有低声求人，因此名落孙山，只有苏维翰考取。苏曼殊、张文渭在东京辗转数月，方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高等预科中国留学生部。
早稻田大学早在二十世纪初便为国人所认识，因为该大学在接受中国留学生方面，起了领风气之先的作用。1905年，早稻田大学成立中国留学生部，第一年即招收中国留学生七百六十二名，规模之大在日本各大学居于首位。”
苏曼殊进入早稻田大学时，校园已是人间四月，又是樱花盛开的季节，站在异地片片飞花的樱花树下，苏曼殊依旧闻到了初恋爱人的味道。他有时甚至会问自己，假如当初自己和爱人擦肩而过，那她是否能躲过这场悲剧。如果可以，他宁愿孤老终身，避此情劫。
在经济上，苏曼殊还是靠林紫垣菲薄供给，过着十分清苦的生活。当时留学东京的中国学生，往往是通过翻译欧美及日文书籍来勤工俭学，尤其是那些国学基础较好又通晓外文的学生，收入更是可观。苏曼殊虽在大同学校进步很快，但于翻译还相差很远。但是，物质的拮据并未影响苏曼殊在学业上的刻苦。苏曼殊还是保持了自己白天看书晚上安心早睡的习惯，每天除学习英文、日文及数理化之外，还遍读中国传统诗词及诸家笔记小说，从他日后的文学修养和风格来看，他应该就是在这个时期喜欢上魏晋古诗及《红楼梦》等小说的。
按早稻田大学的常规，一般经过两年补习的中国留学生就可以进入大学预科，然而苏曼殊却在一年后即1903年转入成城学校（同年，该校改名为振武学校），改名苏湜。关于苏曼殊转校的原因，应该和他在早稻田受到大量革命思想的感染有很大关系，这一点我将在下文详细叙述。
再说这所成城学校，它属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由日本陆军参谋总长任学校校长，有“士官生摇篮”之称。受清朝政府委托，该校对学习陆军的中国学生开展日本式军事教育。为防止学生走向革命，清政府和日本政府约定，进入该校的中国学生必须要有中国公使的担保方能入学；同时还规定，该校只招收公费留学生，不接收自费留学生，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培养反清学生的危险。
苏曼殊当时得以进入成城学校，据说是得到驻日公使汪大燮的帮助。汪家和苏家在苏杰生在日本发达时有过交情。《潮音·跋》中提到，汪大燮以使馆公费的名义资助苏曼殊八个多月。
同时进入该校的还有陈独秀、潘赞化、刘三等人，由于志趣相投，苏曼殊很快与他们结为好友。陈独秀大家都很熟悉，他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巨大。
潘赞化则是现代知名人士、诗人，也是著名画家潘玉良的丈夫，陈独秀是他们的证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