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二清晨六点，天还没全亮，山间的雾气像乳白色的纱，缠绕着安县交通局灰扑扑的三层小楼。
院子里已经躁动起来。引擎轰鸣声、开关车门声、互相打招呼的寒暄声，混杂着清晨的凉意。各乡镇来的车五花八门——有漆面斑驳的旧越野，有沾满泥点的皮卡，甚至还有两辆突突作响的三轮摩托车。抽烟的男人们围成几个小圈，火星在晨雾中明灭，谈话的片段飘散在空气里：
“……听说刘家坳那路，牲口都走不了……”
“……五十万？扔水里听个响……”
“……省厅来的愣头青，懂什么基层……”
林凡从二楼办公室的窗口往下看，手心微微出汗。这是他到安县后主导的第一件大事，三十多个乡镇和局里的干部，要在刘家坳那穷得叮当响的山沟里耗上一整天。没有会议室，没有投影仪，连张像样的桌子都没有——只有老槐树、破板凳，和村民从家里凑出来的粗瓷碗。
李建国推门进来，手里端着两个冒着热气的搪瓷缸：“喝点豆浆，自家打的。”他把一个缸子放在林凡桌上，“怎么，紧张了？”
林凡接过缸子，温热的触感从掌心传来：“有点。怕搞砸了。”
“搞不砸。”李建国在他对面坐下，点了支烟，“穷有穷的治法。今天这场会，就是要让他们看看，咱们交通局管的路，到了最底下是什么样。在会议室吹空调、看ppt，永远理解不了老百姓为啥骂娘。”
七点半，车队准时出发。李建车的旧桑塔纳打头，林凡坐第二辆，后面跟着一长串各色车辆，在盘山公路上拉成一条歪歪扭扭的线，卷起的尘土像条黄龙，缓慢地游进深山里。
到达刘家坳村口时，老刘已经领着二十多个村民候着了。村民们大多穿着洗得发白的旧衣服，脚上是沾着泥的解放鞋或自家纳的布鞋。几个半大孩子躲在大人身后，好奇又怯生生地张望。
“李局长！林局长！”老刘迎上来，粗糙的手紧紧握住李建国的手，又握住林凡的手。老人的手很硬，很有力，还有些抖。
“老支书，今天叨扰了。”李建国环视村民，“各位乡亲，对不住，来这么多人，给你们添麻烦。”
“不麻烦不麻烦！”村民们七嘴八舌地应着。
会场设在村口的老槐树下。树荫里，村民们用长条凳、破课桌、甚至几块平整的大石头，拼凑出一个简陋的“主席台”。几十个小板凳、马扎、树墩子散放在空地上，高低不一。几张摇摇晃晃的课桌上，摆着五六个竹壳暖水瓶和一堆粗瓷碗。
各乡镇干部下车，看到这阵仗，表情各异。有人皱眉，有人撇嘴，有人无奈地笑，也有人神色凝重。
“各位，自己找地方坐。”李建国走到课桌后，没坐那把唯一像样的旧藤椅，就站着，“今天这会，咱们不开官样会。不念稿，不鼓掌，不搞形式。就一件事——看路，听老百姓说话，然后琢磨，这路到底该怎么弄。”
人们窸窸窣窣地坐下。矮凳硌屁股，树墩不稳当，几个发福的领导坐得龇牙咧嘴。有人习惯性地摸出烟，刚要点，李建国抬手制止：“忍忍。看看这些老人孩子，咱的二手烟，人家得吸一天。”
那人讪讪地把烟塞回去。
老刘第一个说话。他没往“主席台”走，就站在村民堆里，转过身，面向所有干部。晨光透过槐树叶的缝隙，在他沟壑纵横的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各位领导，我是刘家坳的老支书，刘大山。”老人的声音有些沙哑，但很清晰，“我们村，五十三户，在册一百八十七人，实际在家的，六十七个。”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在场每一张脸：“为啥只剩这么点人？年轻的、有点力气的，都出去了。去哪儿了？山外打工。为啥要走？因为村里没活路。为啥没活路？”
他抬手指向村外那条泥泞的土路：“就因为它。”
老刘开始讲，用最朴实的山里土话，讲这条路上发生的事。
“从村里到镇上，二十五里。不是平路，是爬山、过沟、钻林子。天麻麻亮出门，紧赶慢赶，到镇上太阳都偏西了。背点山货去卖，核桃、板栗、草药，挣那点钱，不够路上啃干粮、喝凉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