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会的兴奋劲儿还没过去，刘家坳的清晨就被一声声吆喝唤醒了。
“铛——铛——铛——”
老刘敲着村口那口生锈的铁钟，钟声在山谷里撞来撞去，把窝里的鸟都惊飞了。才五点半，天边刚泛鱼肚白，寒气还重，呵出的气都是白的。
“开——会——了！修——路——会！”老刘扯着嗓子喊，“各家能拿主意的，老槐树下头集合！”
半个钟头不到，老槐树下就乌泱泱聚了四五十号人。大多是上了岁数的，披着破棉袄，抄着手，跺着脚，脸冻得通红，眼睛却亮得反常。几个三四十岁的汉子散在人群外围，他们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壮劳力。
“都齐了？”老刘踩上那个磨得溜光的石碾子，手里攥着林凡留给他的几张手写纸，“那咱就开整！林局长说了，修路不是瞎干，得先有个章法。今儿头一桩，选个‘修路小组’，专管这事儿。”
底下嗡嗡地议论起来。修路大伙儿都乐意，可“小组”是个啥？谁进？进了干啥？
“小组嘛，就是几个能主事儿的。”老刘解释，“负责跟县里接头，负责派工派活，负责管材料管钱。我寻思着，得五个人：一个组长，一个管技术，一个管劳力，一个管材料，一个管账。”
“组长还得是您啊老支书！”人群里有人喊。
“我老啦，腿脚不跟趟了。”老刘摆摆手，“我提个议，让建国来当这个组长。建国当过兵，在公社干过，有组织能耐。”
王建国从人堆里挪出来，五十出头的汉子，腰板挺直，就是搓着手有点局促：“老叔，我怕弄不好……”
“弄不好就学！”老刘一挥手，“林局长说了，县里派技术员来教。你肯学肯干，就成！”
王建国咬了咬牙根：“行，那我试试。”
“好，组长定了。”老刘接着说，“管技术的，我提议老根。老根早年在公社基建队干过，修路懂门道。”
赵老根佝偻着背站出来，六十多了，背有点驼，但眼睛贼亮。他咧开缺了颗门牙的嘴笑了笑，没说话。
“管劳力的，大山。大山当过生产队长，派工派活在行。”
李大山往前一站，五十八岁，膀大腰圆，声如洪钟：“没问题！”
“管材料的，秀英。秀英心细，会打算盘。”
张秀英，老刘的侄媳妇，五十二岁，穿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袄子，有些不好意思地拢了拢头发。
“管账的……”老刘顿了顿，目光扫过人群，落在自己儿子身上，“文化来。文化上过高中，是咱村学问最高的。”
刘文化，四十五岁，戴着副断了腿用胶布缠着的眼镜，站在人群边上，闻言推了推眼镜，没吭声。
五个人，都是村里公认的“能人”。没人有意见，修路小组就算立起来了。
“头一件事，”王建国很快进入角色，声音沉了下来，“咱得把那条路，从头到尾，再一寸一寸地摸一遍。哪儿要清塌方，哪儿要降坡，哪儿要垫土，哪儿要加护栏，一样样记明白。然后算算，要多少工，多少料。”
“是得先摸底。”赵老根点头，从怀里掏出个油布包，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是个锈迹斑斑的旧水平仪，还有一卷皮尺，“家伙什儿老了，还能用。”
“那现在就去？”李大山问。
“现在就去！”王建国一挥手，“趁着天亮，看得真！”
六个人——小组五个加老刘这个“总顾问”，沿着那条黄土路，开始了缓慢而细致的勘察。
赵老根果然是个“土专家”。他摆弄着那个老水平仪，教其他人怎么看气泡，怎么读坡度：“过了三十度，就得降。不降，重车上不来，下坡刹不住，要命。”
走到老鹰嘴那段陡坡，他停下来，眯眼看了看：“这儿，最少得降五度。咋降？高处挖土，填低处。挖多少？得算。”
他蹲下来，从怀里摸出个小本子和半截铅笔，在本子上画起歪歪扭扭的草图和数字。
张秀英拉着皮尺，一段段量路面宽度：“这儿才一丈不到（注：约三米三），最少得扩到八尺（注：约两米六七），不然手扶拖拉机都过不去。扩哪边？这边是石壁，啃不动；这边是深沟，填不起。只能往石壁这边硬啃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