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调意见发出后的第三天，反馈陆续回来了。
建设处的回复最干脆：“原则同意协调意见，将对施工方案进行相应调整，具体技术细节另行商定。”署名是处长的名字，没有多余的客套话。
林业局的回复慢了半天，但内容让林凡松了口气：“基本认可协调思路，建议尽快召开专题会议，就林木保护具体措施进行明确。”后面跟着老赵手写的一行小字：“方案可行，辛苦了。”
两份反馈摆在桌上，林凡盯着看了很久。纸质文件特有的油墨味淡淡地散发出来，右上角“交办〔2023〕27号”的文号在晨光中清晰可见。这是他独立完成的第一份协调文件，从起草、现场勘查、征求意见到正式发出，全程主导。
“发什么呆呢？”李静端着茶杯路过，瞥了一眼反馈，“这不是挺好吗，两边都认了。”
“就是觉得……太顺利了。”林凡说。
“顺利还不好？”李静笑了，“说明你的方案确实抓住了关键。不过别高兴太早，这才第一步。接下来要开协调会，把口头同意变成书面纪要，把原则共识变成具体条款。那才是见真章的时候。”
林凡点点头。他明白李静的意思——在机关里，口头承诺只是意向，白纸黑字才是责任。而把意向转化为责任的过程，往往比达成意向更艰难。
果然，下午的协调会就遇到了新问题。
会议在交通厅的小会议室召开。建设处来了三个人：处长、技术科长，还有那天现场勘查的小陈。林业局来了老赵和一个年轻技术员。林凡作为协调方，和张怀民一起参会。
开场很顺利。张怀民简要介绍了协调过程，林凡汇报了方案要点。建设处长和林业局的老赵都表示认可。
但进入细节讨论时，分歧出现了。
第一个分歧是关于林木保护措施的具体标准。
“施工期间，所有保留林木必须设置刚性防护围挡。”老赵在图纸上画了个圈，“高度不低于两米，材料要用钢管加防护网。”
建设处的技术科长皱眉：“钢管围挡成本太高了。用彩钢板行不行？或者简单的警示带？”
“不行。”老赵语气坚决，“彩钢板不防风，大型设备经过时产生的气流还是会损伤枝叶。警示带更没用，起不到实际保护作用。”
“那成本增加算谁的？”
“算在工程预算里。”老赵说得很平静，“既然要保护，就要真保护。不能为了省钱糊弄事。”
林凡看向张怀民。老科长正低头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似乎不打算介入。
“这样吧，”建设处长开口了，“围挡可以用钢管，但高度能不能降到一米五？两米太高了，影响施工视线。”
“一米八。”老赵让步，“不能再低了。有些树冠比较低，要防止机械臂刮擦。”
“可以。”建设处长点头，“但材料费要重新测算，超出原预算的部分，需要走变更程序。”
“这是自然。”
林凡飞快地记录。他注意到双方都在坚守核心诉求的同时，在次要问题上适当妥协——林业局要的是实质保护，高度可以商量；建设处要的是控制成本，但愿意走程序增加预算。
这是一种微妙的舞蹈，每一步都需要计算。
第二个分歧更棘手：施工后的生态修复。
老赵要求：“受损区域不仅要恢复植被，还要确保三年后林木成活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施工单位需提供三年管养方案和保证金。”
建设处的技术科长直接摇头：“这不可能。我们只负责施工期间的工程，完工验收后就移交了。三年管养？没这个先例。”
“但林业有林业的规矩。”老赵翻开一本厚厚的《森林法实施条例》，“临时占用林地，必须负责生态恢复。恢复期就是三年，这是法律规定的。”
会议室陷入沉默。法律条文面前，任何“惯例”都显得苍白。
林凡看着双方僵持，忽然想起在林业局时听过的一个案例——某个工程结束后，施工单位简单种了些树苗就撤了，结果第二年死了大半，生态修复完全失败。老赵他们花了三年时间才补救回来。
他犹豫了一下，小声对张怀民说：“能不能折中一下？施工单位负责一年的管养，达到标准后移交地方林业部门继续管养？费用可以协商分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