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宋真宗的疑问，毕士安有不同意见。他对宋真宗说，寇准这个人，性格的确有强硬的一面，也有处事不够稳重的毛病，可他大公无私，品行端正，又高风亮节，疾恶如仇，见不得有损国家利益之事，一向以为国效力为毕生追求。这些德行，看似强硬偏激，其实不过是不与世俗之人同流合污罢了。朝中的大臣，刚刚出仕为官时，哪一个不是立志为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当他们进入官场，沾染官场的风气后，就丧失了原来那些宝贵的品格，逐渐变成老于世故的官油子。他们圆滑无比，喜欢随波逐流，即使有些高贵的品质，也都表现不出来。可寇准不一样，他为官这么多年，一直坚持着自我本性，一直坚持精忠卫国，不被世俗所影响。让这么一个有个性的人担任宰相，可谓大宋之福。况且，尽管如今天下四方平定，百姓安居乐业，可国家的边患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党项人经常侵扰边关，烧杀抢掠，辽宋关系也一直很紧张，这个时候起用寇准是最佳选择，也只有寇准可以御敌保国。(62)
看着毕士安一副郑重其事的样子，宋真宗知道，毕士安是拿定了主意才向他推荐的寇准。要想让毕士安转变态度，很显然做不到了。毕士安和李沆一样，虽然没有寇准那么强势，可对于自己认定的事情一向会坚持到底。
宋真宗表态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寇准强硬执拗的性格不宜当首相，他需要你这样有威望、有德行的人压制，才能干好工作。否则，寇准如果大权在握，难免会制造出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听到宋真宗这么说，毕士安不再与宋真宗争论，因为宋真宗似乎已经采纳了毕士安的建议。
此刻毕士安的心情应该是愉快的。宋真宗由刚开始的不同意起用寇准，变成了勉强同意。看来毕士安的坚持举荐，起到了作用。
其实，这也很容易理解。寇准在朝为官时，赵光义就很喜欢寇准，只是寇准执拗的性子一上来，谁也拿他没办法。当年寇准上书，没有被赵光义采纳，寇准便拽着赵光义的衣服，要求赵光义采纳自己的意见，让赵光义很没面子。赵光义最终把寇准贬出京城，但后来，赵光义还是念及寇准的忠义，把他从外地重新调回了中央。即使在立太子这样的大事上，赵光义也是听了寇准的意见。
这些事情，宋真宗也是参与者、见证者。对寇准这个人的品性，他还算是知根知底。可知根知底，并不一定就得重用。寇准虽然力荐他为皇储，但寇准与宋真宗的关系，远没有李沆、毕士安等人与宋真宗亲密。
所以，在对待寇准的问题上，宋真宗与毕士安有争议。当然，宋真宗最终还是接受了毕士安的举荐。或许，在宋真宗看来，毕士安举荐寇准已成定局，自己若执意驳回毕士安的举荐，会不会让毕士安就此不干？这些已经无从考证，总之，宋真宗同意了起用寇准。
可宋真宗的态度也很明确，首相还是要毕士安来担任。对寇准，宋真宗多少有些不放心。毕士安接受了宋真宗的安排，不管谁是首相，谁是次相，都是为了大宋。次相也是宰相，以后他就能与寇准一起支撑起整个宋朝了。
当初推荐寇准为相时，毕士安心里其实没底。他害怕宋真宗基于寇准强硬的个性而拒绝。一定程度上讲，如今的朝廷正需要寇准这样强势的宰相。也正是这个原因，毕士安才力荐寇准。现存的资料里，我们找不到毕士安与寇准私交甚密的记载。
在这里，有一点还是值得追问：毕士安为什么要力荐寇准为相？虽然有他所述的理由作为支撑，但笔者认为，更重要的一点，是毕士安看到了寇准身上某种品质：忠贞不渝，誓死捍卫国家尊严。这对于一直有边患问题的宋朝而言，是非常实用的。毕士安从寇准身上看到了自己身上没有的东西。文人士大夫这种相互欣赏而不是相互诋毁的交往，也只有宋朝才会有。他们不是朋党，甚至不是好友，可对于人才，对于忠君报国，他们的观点和态度是一致的。他们用自己的一言一行，践行着“君子和而不同”的原则。
当然，对于让寇准为相这件事，宋真宗和毕士安都有各自的站位和思考。也许，在宋真宗看来，毕士安和寇准两个人，一个稳重，一个大胆，正好可以相互弥补，扬长避短，这何尝不是一种很好的组合？如果这种组合能发挥出作用，甚至比起用两个都强势的宰相更好。
接下来，宋真宗便让人草拟诏书。
到了八月初，在一次廷议时，朝廷便下了诏书，让寇准和毕士安同时担任宰相，首相是毕士安，次相是寇准。(63)
由此，开始了两个人支撑宋朝天下的时代。毕士安虽然是首相，但更多的中书门下省的行政工作，是由寇准来完成的。毕士安只是为寇准排除了一切干扰，让他放开手脚去工作。毕士安这种甘当绿叶的高风亮节，也让后世津津乐道。
同时，宋真宗还起用了几个重要人物，这几个人物都将在以后的历史中，改变整个宋朝的走向。比如，朝廷以知枢密院事王继英为枢密使，以同知枢密院事冯拯、陈尧叟并为签书枢密院事。以工部郎中刘师道权三司使公事，自后三司除使，多用此制。(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