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寇准与毕士安双双为相不久，汴京又发生了一件大事，一时间朝野震动，人心惶惶，在刚刚平静下来的官场上，再一次掀起了轩然大波。
而参与这件事的主角，正是刚刚为相的寇准。
那么，到底是件什么事，让宋朝整个官场都震惊不已呢？
事情得由一个叫申宗古的人敲登闻鼓说起。此人是一介布衣，史籍中除了记载他本次敲响登闻鼓之事，再也找不到任何关于他的文字。(65)
这里补充一下登闻鼓。这是历朝历代都设立的信访接待之物，只是每个朝代设立登闻鼓的作用不同。清代著名学者黄本骥在《历代职官表》记载：“唐代于东西朝堂分置肺石及登闻鼓，有冤不能自伸者，立肺石之上，或挝登闻鼓。立石者左监门卫奏闻，挝鼓者右监门卫奏闻。”此时，宋朝还未改制，诸多制度沿袭了唐朝，因此这个解释最为合理。登闻鼓到了宋代，就具有了某种权威性。非大案子，不能敲登闻鼓。只要敲响登闻鼓，那肯定不是一般的案子。
这个申宗古敲响登闻鼓，绝非一般之事。负责案件诉讼部门的负责人，接待了申宗古。布衣申宗古上了堂，便声称要状告当朝宰相寇准谋反。
负责审理此案的官员一听大惊失色，当下就对申宗古诉讼案有了几分重视。此人一介布衣，竟然信口开河，要状告当朝宰相？这不是找死吗？审理案件之人以为遇到了神经错乱者，起初还不相信，但问了几句，这个人便牵扯出安王赵元杰。申宗古表示，寇准曾经联合安王赵元杰意图谋反，自己手里还有一些他们一起密谋的证据。随即，申宗古便开始了状告寇准的陈词。
审理案子的人半信半疑，却也不得不重视这宗案件，毕竟申宗古状告的不是一般人，而是宋朝的一个已故王爷和当朝宰相。
案子便在此处发生了重大转变，审案之人不敢再往下审了。况且，这么大的案子，自然也超出了他们工作的权限。他们受宰相领导，可没有去调查宰相的权力。即使敢于去调查，可如果弄错了，那可不仅仅是丢饭碗的后果，还有可能掉脑袋。
案件的负责人也不是一般人。在他看来，既然申宗古敢敲响登闻鼓，这么信心十足，此人一定是掌握了某种证据，才会如此有恃无恐。否则诬告朝廷大臣的后果，非一般人能够承受。况且，这人一上来就直指亲王和宰相，这事不管真假，都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关注。即使此事是真事，如果牵扯出更多的人来，也是一桩麻烦。
审案之人便赶紧将此事上报给了主管部门。接着，就是层层上报。毕竟谋反罪可是重罪，谁也不敢接这个烫手的山芋。这件事若处理不好，谁都没有好果子吃。
然而，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谁都想看看事态的发展。宋朝那些大臣，都以旁观者的冷淡态度注视着本案的进展情况。最终，案件上报到了宋真宗手里。
此时，也只有宋真宗能处理。
当然，这个消息寇准也知道了。毕竟，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况且他是涉案人员，又是次相，得到的消息一定比别人多。只是，这件事对寇准而言，也是有口难辩。谋反之罪，何患无辞？寇准根本没办法解释，也解释不清楚。试看历朝历代那些被冠以谋反罪名的人，哪一个有好下场？
事情已经到了超出寇准把控的范围，他不能预测事态究竟会朝哪个方向发展，只能在家里等候消息。(66)
看到申宗古的诉状，以及整个案子的初审记录，宋真宗有些惊讶，也有些担忧。令人惊讶的是，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时候，申宗古状告寇准？他完全可以在寇准与安王谋反时就上告。可他偏偏选择了这个时机，是不是有另外不可告人的目的？这也正是宋真宗所担忧的，他听从毕士安的意见，起用寇准为相，如果这个案子是某些人别有用心之举，那么宋朝的官场就太可怕了。
这是不是寇准一向强硬的手腕招致的祸端？此时宋真宗也没有更好的办法进行辨别，但既然这个案子受到的关注度极高，就得妥善处理，否则带来的负面影响将不可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