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到玄关时杨辉已经站在走廊了。他穿着居家T恤和灰色运动短裤，左肩靠着墙壁，手里没拿手机也没拿平板，就只是站在那里看我。玄关的暖光灯打在他脸上，他的眼睛在我身上从上到下扫了一遍，视线在胸口停半秒，在腰线停半秒，然后重新回到我脸上。他嘴唇动了一下，没说话。
我从化妆台上拿起口红。这支口红是偏暗的蔷薇色，上唇妆感偏哑光，显色度极高。我对着化妆镜把唇刷沿着上唇峰从左往右画了一遍，又沿着下唇缘从中间往两边画满，然后用上下唇互相抿匀，最后用纸巾轻轻压掉多余的膏体。纸巾上印出一个极完整的唇印，蔷薇色，上唇峰的弧度清晰分明。
我从镜子里对上他的视线。
“不准问我去哪。不准问和谁。不准催我回来。老规矩。”
然后我转身。脚丫子从玄关大理石地板上踩过去，人字拖每走一步响一下，把手提包从鞋柜上捞起来斜挎在肩上。包里那盒套子和钥匙扣撞在一起发出极轻微的塑料碰金属的声音。拉开玄关门时门轴发出极闷的低频摩擦声，楼梯间的风从走廊灌进来，吹得我耳边的碎发往后飘。
门在身后关上。我站在鸳阁门外的走廊里，阳光从走廊尽头的窗户涌进来，在电梯门上投出一块极亮的方形光斑。我低头看了一眼手机，屏幕停留在和小爱的聊天框。她的最新消息是三分钟前发的——“准备好了吗？”我打字，拇指在屏幕上按得极快。
“出发了。今晚有饭。”
# 第2章：来电·电话里的喘息
6月8日，周一，傍晚六点半。地点未知。
杨辉的手机在茶几上震起来的时候，他正在给阳台的绿萝浇水。
屏幕上弹出我的照片。那是去年夏天在北戴河拍的，我扎着丸子头，戴着他送的那副 oversized 墨镜，背后是灰蓝色的海。他放下喷壶，拇指在屏幕上划了一下，把手机夹在耳朵和肩膀之间。
“喂？”
“老公——你吃饭了没有呀？”
我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语气是再正常不过的下班问候，尾音带着惯常的上扬。但有个细节不对。我每句话之间的换气声比平时重一些，不是跑步后的喘，是那种极力压着呼吸频率但压不太住的换气。杨辉在沙发上坐下来，手肘撑在膝盖上。
“还没。阿鸳在煮粥。你在哪？”
“在外面呢。”我顿了一下。听筒里传来极细微的声响，像床垫弹簧被缓慢释放压力时发出的那种低闷的吱扭。“天好热，出门就后悔了。魔都的六月简直不讲道理。”
“去哪了？”
“就出来转转呀。对了，阿鸳有没有给阳台的花浇水？我昨天忘了交代她，那盆新换盆的绣球花最怕干。不浇的话明天叶子就蔫了。”我的话突然变密，一连串说下来，中间的换气几乎听不见。
“我刚浇了。你到底——”
“你猜我今天看到什么了？”我打断他，语气突然亮起来，“在淮海路那边看到一条小狗，白色的，比熊。牵着它的老太太穿着旗袍，大红的那种，上面绣着金色的牡丹花。你说这么大年纪还穿旗袍上街，好有生活情调。”
我的语速越来越快，字和字之间几乎没有缝隙。杨辉的眉头皱起来，指节在膝盖上轻轻敲了两下。他和我在大学时就知道，我一紧张就会说个不停，越是心里有事嘴巴越密。
“你在哪。”他重复了一遍。这次不是问句，是低沉的陈述句语气。
听筒里安静了三秒。背景音里有极细微的、有节奏的声响。床垫弹簧被反复压缩释放的吱扭声，频率在每分钟十五次上下，像有人在极慢极慢地挪动身体重量。然后传来一声极轻的换气。不是我的。那个换气声比我的呼吸更沉更低，从鼻腔深处往外哼出来，在尾音处微微往上翘。然后被我的笑声极快地盖过去。
